在這套“牛津通識讀本”中，英國社會學家s布魯斯寫的這本《社會學簡介》（Sociolog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本書譯為《社會學的意識》）是很有特色的一本。它沒有像一些入門書那樣介紹本學科的簡要發展史和主要學術分支、學派及代表人物等等，而是集中地談了一個問題，即社會學是什麼，不是什麼。作者強調社會學是研究社會結構與社會制度的一門實證性學科，它屬于“社會科學”而不屬于“人文學科”。而且從全書開篇就強調這一點，直到最後一段要求把“江湖騙子”從社會學界排除出去，看來這“清理門戶”的工作是全書的主要關注點所在。這的確很有意思。
通常人們認為，“社會科學”只解決實然的問題或“是如何”的問題，而“人文學科”則往往與應然的問題即“應該如何”的問題相關。後者無可避免地會把學者自己的價值觀與文化偏好帶進來，而前者則相反，它應該盡量排除這些主觀因素的干擾。就像一個物理學家可能是基督徒，另一個物理學家可能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們都不能把基督教或馬克思主義帶進物理學研究中，物理學也不可能有什麼基督教學派或馬克思主義學派。物理學只討論客觀事實，而且物理學家不管個人信仰有多少差異，在討論物理學時都只能用公認的學術概念、在公認的學術範式下進行。
而在布魯斯看來，社會學作為社會“科學”應該和自然科學類似，具有價值中立、客觀性、可驗證和可證偽等特點，而不同于像文、史、哲那樣指向價值關懷的“人文學科”。在這個意義上，社會學與各種以批判社會、影響社會、改造社會為直接目的的“社會思想”和“社會理論”完全不同。按布魯斯的看法，如果某人賦予社會研究太過強烈的“人文精神”和價值關懷，以至于以某種正義的激情沖淡了作為社會學生命的科學性，那他就成了“江湖騙子”而應當被從社會學學術聖殿中革除教門。應該說，這種強調客觀性的實證主義傳統在西方社會學中源遠流長，從學術淵源上講，布魯斯的這些觀點可以上溯到他所謂的社會學三大奠基人中的涂爾干的觀點，而涂爾干的觀點又來自發明了“社會學”一詞、並在科學至上的理念下把它解釋為“社會物理學”的實證主義者孔德。
但另一方面，布魯斯也指出包括社會學在內的“社會科學”要完全做到這一點比較難。因為如果說自然科學都有可能出現類似于生物學中的“李森科現象”這類主觀政治偏好扭曲科學研究的弊病，那麼以研究者自己也置身其中的人類社會為目的的“社會科學”就更難做到價值中立，而不受研究者價值關懷先人之見的影響。
尤其是他指出，近代社會學在其創立的時期，對現存社會不滿並希望變革和改造現存社會的主觀意圖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正是在這類意圖推動下產生了現代社會學繼承下來的第一批學術成果。而布魯斯列舉的近代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即馬克思、涂爾干和韋伯，無不是以其鮮明的價值偏好作為研究動力的八。馬克思對現存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抗議和建立新社會的熱情、韋伯對新教的虔誠信仰，都使他們的研究打下了明顯的價值烙印。如果嚴格按照布魯斯的定義，他們恐怕都難逃“江湖騙子”之譏。即便是三人中最鮮明地繼承孔德實證主義、明確強調要把社會作為“自然現象”來研究、持“絕對客觀”立場的涂爾干，也不能不先後受到聖西門主義、邁斯特爾保守主義和天主教倫理的影響，誠如後人評論的︰“他的社會學研究實踐是否與他（關于絕對客觀）的論述相符，則是另外—個問題。”（見《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涂爾干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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