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實踐與日常活動︰常人方法論與對科學的社會研究

中文版序言
導論
第一章 常人方法論
第二章 “舊的”科學社會學的遜位
第三章 新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
第四章 現象學與原型常人方法論
第五章 維特根斯坦、規則與認識論主題
第六章 分子社會學
第七章 從本質到特質︰常人方法論對工作的研究
結語
人名索引
主題索引

我非常高興為《科學實踐與日常活動》撰寫中文版序言，並且非常感謝譯者為之付出的努力。當我在20世紀90年代撰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把它作為是由兩部分構成的研究的第一部分，並且計劃在第二卷進行經驗性的案例研究。第一卷（現在也還僅僅是第一卷）對當下科學哲學、科學史以及科學的文化研究流行的主題，主張一種經驗性的、但不是經驗主義的研究。諸如觀察、表征、實驗、測量、科學與常識之間的區分以及自然和人工物之間的區分，都是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中熟悉的論題。但是，借助于迦芬克爾和維特根斯坦，我提出避開這些主題與認識論和方法論聯系在一起產生的疑難，並把它們視為常入學研究（ethnographic study）的論題。在那段時間，我完成了幾個這類研究，其他的研究也在進行中，但是出于種種原因，我從未把它們在第二卷中集結在一起。我並沒有放棄出版第二卷的想法，但同樣出于種種原因，這個計劃被擱置一旁，我則卷入其他的研究項目，這些項目通常與在波士頓大學、布魯內爾大學以及康奈爾大學和我一起工作的我的前任學生和博士後助理全作進行。這些研究包括與科爾（Simon Cole）、麥克納利（Ruth McNally）和若爾達（Kathleen Jorda）合作的關于刑事審判中DNA壓型技術的用途的一本書，以及與博根（David Bogen）合作的關于伊朗禁忌听證的證詞分析的一部專題論著。這些研究發展了在《科學實踐與日常活動》中勾畫出的綱領，但它們也還致力于其他的關注。與此同時，我也在繼續進行《科學實踐與日常活動》中勾畫的綱領的研究，這些研究特別體現在與布杰里科（Dusani Bjeic）合作進行的關于牛頓光學實驗的歌德辨析的項目研究和與馬丁（Aryn Martin）合作進行的關于不同的活動環境和政治環境中計數活動的項目研究。

在微觀社會學與宏觀社會學之間熟知的區分的意義上，這些研究在視野上是微觀的（我自己更傾向于稱之為“分子的”），因為它們關注的是特定場景中運作的具體的實踐。與布杰里科合作進行的研究，包括讓讀者進行簡單的玻璃稜鏡或者塑料稜鏡的操作。盡管關注的是單個的案例和個人的行為，這些研究還是展示了無處不在的組織性現象。例如，計數和判斷是尋常的活動，不僅發生在教室和研究中心，而且發生在許多非學術性場所。計數的操作如何從一個案例到另外一個案例發生變化，受制于特定的偶然性，因此就有必要研究在特定的場景中數字如何產生和使用的問題。這類研究的關鍵之點不是去揭露從前沒有發現的社會活動，或者去展示隱藏力量的真相，而是要使用特定的案例和經歷去批判性地重新審視熟悉的認識論主題。

無論是對認識論的研究趨勢還是對科學的社會研究的趨勢，《科學實踐與日常活動》都具有高度的批判性，在這兩個領域自1993年以來持續發展的同時，這種批判較以往更加適用。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談話分析繼續成為一個社會科學的專業領域，這個領域與常人方法論幾乎沒有什麼明顯的關聯。與此同時，在一些常人研究、談話分析研究成果繼續在《科學與技術研究》上發表的同時，對工作的具體性研究（實驗室研究）不再像其從前那樣盛行，其實它們也從來沒有像傳言中那樣盛行。對當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STS）研究而言，對實驗室研究的提及，始終注重的是其重要的敘事功能。對活動的常人學研究，受惠于一個既成的觀點，即科學是在實驗室第一線建構起來的。但是，更多的不是去探究這種建構主義觀點的諸多成問題的特性，STS學者們幾乎始終不變地把它們視作在幾十年前就穩固下采的觀點。于是，他們意欲更進一步地推進發展規範性觀點和倫理觀點的研究局面或者“潮流”，並以此介入對于科學和技術的當代爭論和關注。在細節上對科學的實踐進行持續的研究，于是就似乎是一種對過時的議程的追求，或者更糟，似乎是在享用作用于實際政治變化的STS研究的集體性智慧而逃避一個公民的責任。在規範性的STS研究中，或者在基于STS研究的新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等膚淺的和野心勃勃的言說中，所缺失的東西是:總的來說，實驗室研究的一個教訓是STS學者沒有“擁有”賦予其研究和爭論以生命的那種概念語詞、本體論疑問和政治關切。例如，盡管STS的支持者有時也置身于提出政策建議的“專家”位置上，但這個領域本身對于專業性主張幾乎沒有提供任何有意義的基礎。反倒是，那種專業性資源通常來自于學者們所參與的專業的研究領域。作為一個領域，STS對于引發一種有洞見的研究的確能夠提供一種激勵，但與取自于長期不懈的專業研究領域的資源相比，其能夠提供的理論性和方法論的資源相當單薄。在許多要超越常人學研究的言說中（通常在一開始就沒有兌現）缺失的東西是:常人學研究的一個關鍵性要求是要與研究成員提出和陳述問題的方式妥協，這種方式與在學術性社會科學中討論和爭論的方式具有同源的形式。在《科學實踐與日常活動》中我主張，取代把STS視為一種新的認識論的基礎，我們應該把認識論主題（觀察、表征、測量等）視為“認識論話題”。夏的康奈爾大學的同事迪爾（Peter Dear）為其歷史編撰學研究獨立地發展出一個恰當的術語︰“認知編撰（epistemography）”。為了擴展這個新詞，我們可以說︰無須創建新的“本體論”，我們可以進行“本體論編撰（ontographies）”；取代把STS設想為一種倫理學的基礎，我們可以進行“倫理學編撰（ethigraphies）”。因此，在這本書中我所希望表達的意願是︰審視認識論的、本體論的和倫理學的關聯，如何作為有組織的社會活動的部分得到概念化、陳述和實施。今天，這個意願保持著和以往一樣的確切性。

2010年4月1日，于康奈爾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