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邏輯︰為什麼中國的崛起不會威脅四方

中國的邏輯︰為什麼中國的崛起不會威脅四方
定價:294
NT $ 147
 

內容簡介

西方企業如何壓榨中國制造業的成果?中國產業升級為什麼阻力重重?
中國勞動力市場如何變遷?中美兩國發展思路有何不同?

《中國的邏輯》一書對中國政治、經濟體系改革的動力作了全新、樂觀的動態分析。斯坦菲爾德是少數能通曉中國政治、經濟和國際貿易並將三者融會貫通的專家之一。此書的觀點振聾發聵,與眾不同,的確是一本好書。——李侃如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奧巴馬(台譯︰歐巴馬)政府中國顧問團成員

在這本著作中,斯坦菲爾德既探討了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變革等宏觀問題,又對中國研發、能源產業以及外包等方面作了細致的分析。與主流觀點不同,斯坦菲爾德展示了在全球化的推動下,今日之中國遠非20世紀90年代初可比,經濟變化和政治變化是同步進行的。對于試圖理解中國過去和未來發展軌跡的人來說,此書不容錯過。——安東尼‧賽奇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

對于中國發展模式,如果你想顛覆西方傳統觀點,這本書你一定要讀。如果你想獲得對中國模式的突破性看法,這本書你也一定要讀。

中國讀者一般很難接觸到西方學者對中國發展模式的真實評述,更不用說是一位深入研究中國20多年的學者對中國發展思路和模式所做的精彩評述和推論。

《中國的邏輯》一書將為你展現一個全新的透視中國模式的視角。從這本書中,你可以閱讀到有別于中國學者的、獨具西方特色的中國發展經。

謝德華,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系教授,中國研究項目主任,長期研究中國問題,曾在北京大學任訪問學者,並著有《中國的改革》一書。
 

目錄

推薦序一
推薦序二
1 悄然進行的革命
當東歐還在震蕩,蘇聯還在不知所措,歷史的發展機遇悄然轉到了中國這一邊,猶如一夜春風,中國的面貌發生了讓世人驚嘆的變化!中國變化的內因和外因是什麼?中國民眾的政治生活又發生了哪些變化?如何解讀中國的這種變化?
20年前,社會束縛依然沒有解開
20年後,超越革命
從里根主義到毛澤東思想︰美中發展思路的對比
政治生活︰中國民眾的轉型
如何解讀中國的變化
2 制度性外包︰中國變化的真正動因
中國在融入全球體系的過程中完全背離了經濟學教科書上的邏輯,勇敢地向海外公司敞開了大門,允許把它們認為合適的生產活動搬到中國來。在這種制度性外包的過程中,中國成為全球體系的一分子。
全球化︰不是你想的那樣
制度性外包
如何定義中國
3 危機、挑戰與機遇︰中國對現代性的探求
歷史在轟轟烈烈地演進,當中國沖破體制的藩籬大踏步地向國際體系邁進的時候,中國更像是一種帶著某種目的參與,而且這種參與的姿態不是淺嘗輒止,而是不斷重復的。物質致富的重要性在中國也日益明顯,但是這種以全球化為中心的特色發展超越了物質主義本身,更具備了某種精神特質,一種集體式的國家宏願——中國在世人的眼里已經變了模樣。
市場改革︰如何從漸進轉變到深化
1989~1999年︰沖突的10年
應對沖突︰基本路線、政策內容和社會話語權的轉變
歷史的重演︰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末
4 中國如何影響了世界︰中國制造業的真實圖景
5 危機中的變革︰中國成為市場體系的最大贏家
6 不能再落後了︰中國進軍高科技
7 能源︰國有壟斷的最後一塊陣地
結語 中國當前走的路以及未來的路
譯後記
致謝
 

謝德華‧斯坦菲爾德十多年前作為訪問學者在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訪問了一個學期,其間我們有許多接觸。最近,他把新書《中國的邏輯》英文版寄給我,恰好中信出版社來信,告訴我他們正在組織翻譯這本書,並請我寫一篇序,我欣然應允。

斯坦菲爾德這本書的出版恰逢其時。最近一段時間,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在國內外都很熱烈。其中比較有影響的一派觀點認為,中國正在創造有別于西方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在持這派觀點的人當中,既有國內人士,也有國外人士。他們的共通之處在于都認同“北京共識”和“華盛頓共識”的兩分法。對于他們來說,“北京共識”是對中國模式的概括,其核心是強大的政府及其對經濟事務的干預,而“華盛頓共識”是對西方模式的概括,其核心是自由放任的市場。但是,國內人士和西方人士對于“北京共識”的態度卻是迥異的,國內人士的態度是褒揚的,而多數西方人士的態度是貶損的。對于國內人士來說,“北京共識”足以成為西方模式的替代物;而對于西方人士來說,“北京共識”是過時的國家資本主義,不可能成為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替代物。他們認為,對外,國家資本主義表現為重商主義,以犧牲他國利益為代價提高本國的出口,對內,國家資本主義表現為威權主義,以壓制民眾福利為代價提高經濟增長速度。

斯坦菲爾德的這本書告訴我們,“北京共識”和“華盛頓共識”的兩分法是錯誤的,在過去三十多年里,無論是在制度層面、還是在經濟層面,中國都在向著西方趨同。斯坦菲爾德提出“制度性外包”這個新框架,並用它來分析中國的制度和經濟轉型。所謂“制度性外包”,就是中國通過融人世界經濟體系、借助外部力量來改變本國的制度和經濟結構。中國經濟有別于其他趕超型經濟體的地方是引進了大量的外資,外資在技術進步和出口等多個方面起到了主導作用。斯坦菲爾德認為,這相當于把改變工業結構的任務外包給外資來完成。另外,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循環,貿易額激增,這必然要求中國企業遵守國際法律,按照國際標準來進行生產和市場營銷,相應地,中國本土的法律制度也要作出一致性的改變。這是一種法律制度建設的外包。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一批國有大型企業和銀行或在海外上市,或引進國外戰略性投資者,斯坦菲爾德認為,這相當于把國家關鍵性企業的公司治理外包給國際上的企業和個人。最後,中國的國內政治生態也受到制度性外包的影響;中國社會越來越開放,中國共產黨不斷調整自身的定位,以適應形勢的變化。斯坦菲爾德認為,所有這些表明,中國在制度、經濟和社會等多個層面在向西方靠攏。他因此提醒西方讀者,中國的崛起不是對西方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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