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修道史是工個特別復雜的題目。沒有哪個歷史領域潛在地涉及如此多的學科，覆蓋如此廣的領域，包括智力上的和地理上的。它可以遍布歷史研究（政治的、宗教的、社會的、經濟的）、神學、禮拜儀式、考古學、哲學、宗教研究、性別研究、社會學和人類學。從汗牛充棟的眾多雜志上可以看到各種迥異的研究方法和進路，一方面有可能通過諸如《早期基督教史期刊》（Jorunal of Early Christian
History）和《符號學》（Se-meia）這樣的刊物讀到《本尼迪克會規》和《修士研究》中的修道問題，另一方面也可能從《年鑒》（Annales）上讀到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然而，由于對修道史的解釋可能產生巨大的影響力，所以，在那些被認為是“修道史學家”的學者與其他史學家以及理論家之間還是存在一種重要的劃分，那些主要以文本和禮儀為進路的人與那些在其他學科中並從其出發來研究的人之間有一道鴻溝。本書盡可能在年代學框架的明顯限制內，根據各種相關進路，首次嘗試考察修道主義。本書最初的標題是“從沙漠而來”——我選用這樣的標題，不僅希望向從埃及修道主義研究中產生的精微迷人的思想致敬，而且希望表明本書追尋的是從4世紀到7世紀修道主義發展中最重要方面的顯著軌跡，而不是事無巨細、毫無遺漏或者一個領域一個領域地考察。
史學家在研究這個題目時遇到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修道文獻本身的性質問題。修道文本的一個很大目的是回顧早期的修道主義以及聖經。不斷重復早期作品中摘錄的章節，這是修道作品，尤其是修道會規的最值得注意的特點之一，在這些作品中，尋求完美的過程總是伴隨著對早期智慧的領會，對維護正統教義的渴望。或許，看清每篇作品在修道傳統中處于什麼位置，比看清它們在修道主義發展中的走向，要更容易◇在書中，我力圖將這樣的作品放在歷史背景中考察。有些領域已經或者將會表明是有爭議的，但我始終堅持認為，歷史是通過爭論和論證向前推進的，我也希望它能在一種開放、文明的方式引導下前進。
我要感謝那些在本書寫作中幫助並支持過我的人。感謝托尼‧古德曼（Tony Goodman），是他最先建議我寫作這樣一本書；也感謝約翰‧戴維（John Davey）促使我動筆寫作本書。感謝各個學科的許多同事和朋友，尤其是唐納德‧布朗（Donald Bullough）、托馬斯‧克蘭西（ThomasClancy）、加里‧狄克松（Gary
Dickson）、朱迪絲‧喬治（JudithGeorge）、理查德‧羅斯（Richard Rose）以及阿萊克斯‧伍爾夫（AlexWoolf），他們提出意見、參加討論、給予鼓勵、提出批評。但他們對本書所表達的觀點不負文責。感謝克萊格‧弗雷澤（Craig Fraser）和佩尼‧蓋洛韋（Penny
Galloway），他們不僅提供了實際的幫助，還給予了道義上的支持。感謝許多學生提出難題，使我隨時準備修改補充。感謝圖書館的許多工作人員，尤其是格拉斯哥和愛丁堡大學圖書館、新學院圖書館、愛丁堡和牛津圖書館的工作人員。
我最要感謝的是邁克爾‧拜龍（Michael Baron），在寫作本書的幾年中，是他一直支撐我，一如既往地鼓勵我、協助我，所以謹將本書獻給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