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背叛︰科學中的欺詐

序言
引言
第一章 欺詐的文化
第二章 何謂欺詐︰學術欺詐的類型
第三章 共犯的模式︰近年來的案例
第四章 難以定量，難以定性︰科學欺詐的發生率及其定義之爭
第五章 巴爾的摩事件
第六章 同行評議問題
第七章 作者身份、所有權︰榮譽、剽竊及知識產權問題
第八章 互聯網公開出版的興起
第九章 從實驗室到法庭︰追究不端行為時的體制問題
結語 向穩定狀態轉變以及科學的終結
注釋及文獻來源
譯後記

1991年3月22日，《紐約時報靜（The New York Times）頭版推出菲利普‧希爾茨（Philip Hilts）的重磅文章，題為《對研究提出質疑的生物學家遭遇悲哀下場》。這篇發自《紐約時報》華盛頓分社的稿件，勾勒出一位學者瑪戈特‧奧圖爾（Margot O﹀Toole）的遭遇。五年前，奧圖爾對當時發表在《細胞》（cell）雜志上的一篇論文提出了質疑，該論文出自麻省理工學院的兩個實驗室。論文的資深作者之一是戴維‧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當氍紐約時報》報道此事時，他正擔任紐約洛克菲勒大學（Rockefeller University）的校長。論文的一名合作作者是特蕾莎今西一卡里（TherezaImanishi-kari），當《細胞》雜志發表此文時，她在麻省理工學院負責一個小型實驗室。奧圖爾曾在那個實驗室獲得了為期一年的研究職位，但卻被巴爾的摩作為“不合格的博士後研究人員”辭退。由于在學術界無法立足，她和丈夫不得不賣掉了房子，她本人在其兄弟所開的搬家公司里以接電話謀生。但是現在，這篇論文的調查報告草稿從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所屬的科學誠信辦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Integrity）流傳出來，草稿表明，奧圖爾對于論文的質疑是正確的，她是一位維護科學誠信的女英雄，而今西一卡里所提供的數據則是偽造的。

這個案例對于我來說無疑是新鮮的、頗具刺激性的，它使我意識到近年來曝光的科學欺詐事件在不斷激增。我細讀內文，一位朋友的名字——馬克‧普塔什尼（Mark Ptashne），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普塔什尼是哈佛大學的一位分子生物學家。報道中說他曾參與奧圖爾案子的調查，並使奧圖爾重新回到研究領域，在一家遺傳學研究中心工作。我知道那是馬克自己建立的生物技術公司。他現在站出來是在為奧圖爾說話。

我當時是斯坦福大學科學史專業的高級訪問學者，我馬上打電話給普塔什尼︰“你老兄可是名聲在外了啊！”“不，听著，這是一件嚴肅而有趣的案例。”接著他告訴了我很多詳情，包括巴爾的摩的卷入、奧圖爾其人其事等。

這就是本書的起因。我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兩位學者沃爾特‧斯圖爾特（Walter Stewat）和內德‧費德（Ned Feder）取得了聯系，他們正負責調查巴爾的摩事件。我找奧圖爾深入了解此事，並要求采訪巴爾的摩。我記得我第一次遇到巴爾的摩是在二十年前，當時是為了寫一本有關分子生物學歷史的書《創世紀的第八天》（The Eighth Day of Creating）。因為這一事件，我還采訪了不少其他學者，例如免疫學家杰拉爾德‧埃德爾曼（Gerald Edelman），他是一位博學、智慧並頗具哲學思想的人，他也在洛克菲勒大學工作，但不太喜歡巴爾的摩。回到斯坦福大學後，大約是在1月里的一天，我接到紐約基礎出版社（Basic Books）的總編輯兼出版商馬丁‧凱斯勒（Martin Kessler）打來的電話，他也是該公司的創建者。我多少了解一些這家出版社的情況，出版嚴肅主題的大部頭著作，很有價值但有時不免失之枯燥。凱斯勒打電話自我介紹說，他是埃德爾曼著作的出版商，從埃德爾曼那里，得知我正計劃寫一本關于學術欺詐的著作。他正在尋找這樣一本書，他認為我所構思的正是他想要的東西。雖然我已經和西蒙與舒斯特出版公司（Simon and Schuster）簽訂了另外兩本書的合同，但我已決定不寫其中的一本；另一本雖然大體完成，但他們並不想出版。我告訴凱斯勒，我正在後者協商解除那份合同。

到了初夏，我得空完成了寫作計劃書和樣章，就與凱斯勒簽了約。但此後，他去了自由出版社（Free Pross），而在將我的書帶到新出版杜之前他就去世了。他在基礎出版社的繼任者做營銷工作出身，並不在行編輯事務，他對我的題目不感興趣並想要回預付款，于是這本書就這樣被耽擱起來。我雖然繼續寫作，但卻被懶散倦怠、心不在焉和一些要命的蠢事所拖延著。此外，我的生活和事業上還有一些當務之急，因為我帶著一大筆資助到了喬治‧華盛頓大學（CeOf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並在那里創建了近期科學史研究中心（The Conter for History of Recent Science）。但在那個時候，我遇到了邁克爾‧貝西（Michael Bessie），一位極富經驗與智慧的編輯兼出版商。他當時已經處于半退休狀態，因此介紹我認識了哈考特出版社（Har-court）的總編輯簡，伊賽（Jane Isay）。時代不同了，科學欺詐的範圍和方式也大大改觀。伊賽敦促我徹底重構了這本書，最初我對于犧牲￡掉許多有趣的材料很不情願，但事實證明她是對的。于是你們有了現在手中的這本書。

非常榮幸並且衷心地感謝簡‧伊賽、邁克爾‧貝西和科尼莉亞‧貝西（Cornelia Bassie）．在過去漫長的歲月里，我們之間積累了太多的情義，感謝德拉蒙德‧倫尼（Drummond Rennie）和C．K．（蒂娜‧）岡薩勒斯[c．k（Tina）Gunsalus]二人不吝賜教，慷慨地提供了資料和鼓勵，關于科學欺詐的流行、治理和預防，沒有人比他們知道得更多，蒂娜通讀了此書並提出了不少好建議。瑪戈特‘奧圖爾讀過第五章“巴爾的摩事件”，補充了不少要點。第八章討論的是網際開放存取出版（open-access publishing），保羅‧金斯帕格（Paul Ginsparg）是這一行當的核心人物，他閱讀了那一章並提出了見解深刻的評論，而這正是人們樂于見到的。對于第九章有關科學與法律的討論，供職于聯邦司法中心（Federal Judicial Center）的喬‧塞西爾（Joe Cecil）為我指引了參考資料，他還閱讀了該章的相關部分並告訴我如何予以深化；此外，斯科特‧基夫（Scott Kieff）也閱讀了第九章並提出了中肯的評論。喬治‧湯姆森（George Thomsen）告訴了我一些有關稅法的古怪事實。羅伯特波拉克（Roben Pollack）讀了本書處于不同階段的大量手稿，比如最近完成的第九章和尾聲，他是一位聰明得能踫撞出火花的辯論伙伴，我總是在略受他打擊後倍感愉悅。菲利普‧基徹（Pulip Kucher）閱讀了部分早期的手稿，給了我建議和鼓勵。晚近科學史研究中心的學術同事們都是富于批評力的學院派讀者。諾埃爾‧斯威德羅（Noel Swefdlow）為我指出了一個有關克勞狄烏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的嚴重錯誤，盡管在本書中托勒密已經不再出現。感謝我的出版代理人弗蘭克‧柯蒂（Frank Curti），他具有敏銳的判斷力和長久的耐心。

我必須深懷敬意感謝以下諸位的鼓勵；托馬斯‧布萊克（Thomas Black）、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安妮‧菲茨帕特里克（Anne Ftzpatrick），比爾‧格倫（Bill Glen）及其所在的異教徒俱樂部（Heretics’Oub）的其他人、莉蓮‧哈德森（Lillian Haddeson）。我還要感謝安杰拉‧馬蒂西亞克（Angela Matysiak），她作為歷史學家的富于批判性的閱讀以及作為朋友的溫柔與笑聲都令我印象深刻。

當然，我還要感謝我的子女格雷斯‧賈德森（Grace Judson）、奧利維亞‧賈德森（Olivia Judson）和尼古拉斯-賈德森（Nicholas Jud-son），他們總是敦促著我前行。我並不是科學家，但奧利維亞和尼古拉斯都是科學家，並且是敏銳坦率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