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秦風十帖(八)

于書人而言，青銅器銘文乃先秦書跡之犖犖大者。個中西周金文，淳穆凝重，堂皇正大，而又奇姿百出，肥瘦扁長，極盡變化之能事，洵為習篆之必由之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西周祚數三百五十余載，而無論從所出青銅器及其銘文之數量、質量查考，都邑鎬京遺址均遜于今寶雞區域一大概包括周原地區、寶雞市區及鳳翔、麟游等其他縣區一。悉出于此且譽被四海的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盤、虢季子白盤等重器，不特文史價值卓異，並亦金文書法之 赫載體。茲自書法藝術視角，對以周原為核心的寶雞全文，爬羅剔抉，精選若干種，裒輯成書，並輔以簡要分析，置諸弁首，或有助于芸芸搦管之士。

本叢書計分十冊，選西周至春秋早期寶雞一帶秦發祥地金文拓本五十余種，書風不居，良可取法。現擇其七，速寫于次︰

西周晚期的四十三年速鼎乙，通高五十三點三厘米，口徑四十六厘米，重三十三點五千克，腹內壁鑄有銘文三十行，三百二十字。前半部分銘文書風瘦朗清勁，後則逐漸參差搖曳，避讓穿插，恣情任性，若有醉態。（見本叢書第一冊）

（�來）盤，造于西周晚期，二○○三年在眉縣楊家村出土，通高二十點五厘米，口徑五十三點四厘米，腹深九點八厘米，重十八點五千克。盤內底鑄有銘文二十一行，三百七十二字，是建國以來發現的西周青銅器銘文最長的一件。在此盤銘文中，首次看到了當時人記錄的西周王室世系，其順序競與《史記‧周本紀》全然一致，堪稱本世紀初之空前發現z觀其銘文書法，疏雅端謹，金聲玉振，允推典範。（見本叢書第二冊）

秦公鑄，春秋早期造，一九七八年一月出土于寶雞縣陽平鄉太公廟村。通高七十五點一厘米，（金甫寸 bo）身高五十三厘米，重六十二點五千克，銘文二十六行，一百三十五字。書風秀勁細潤，姿態溫雅而又慧黠，點畫勻淨，一似銀針穿織。章法疏朗，幾若銀星之散碧空，與《中山王方壺》銘文書風或有姊妹貌相。（見本叢書第三冊）

（害夫）簋，西周厲王器，現藏扶風縣博物館，一九七八年五月出土該縣法門公社齊村。此簋通高五十九厘米，口徑四十三厘米，腹深二十三厘米，重六十千克。為現知商周銅簋中最大的一件，有『簋王』之稱，也是西周王器中唯一確知其具體出土地點的一件。腹底鑄有銘文十二行，一百二十五字。銘書字勢修長，點畫尊肅，一種雍穆高貴之氣，令人肅然起敬。（見本叢書第六冊）

（弋冬）簋，西周穆王器。一九七五年三月出土于扶風縣法門公社莊白村。通高二十一厘米，口徑二十二厘米，腹深十二點五厘米，重五千克。器、蓋各鑄相同銘文十一行、一百三十四字。書風豐肥憨樸，點畫方圓互用，後世書家鐘元常、劉石庵等，胥有若然遺風。（見本叢書第七冊）

九年衛鼎，西周共王九年正月。一九七五年二月出土于岐山縣京當公社董家村。通高三十七點二厘米，口徑三十四點五厘米，腹深二十厘米，重十二點二五千克。腹內壁鑄有銘文十九行、一百九十五字。茲鼎銘文章法奇特，首、尾各三行銘文行距疏放，中段十余行湊密緊致。察其字容，倔硬拙樸，縱橫歪倒，天真而又老辣，似可與《散氏盤》昆仲視之。（見本叢書第九冊）

牆盤，西周共王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出土于扶風縣法門鎮莊白村，現藏寶雞市周原博物館。通高十六點二厘米，口徑四十七點三厘米，重十二點四五千克，內底有銘文十八行、二百八十四字。銘文書跡儒雅敦穩，除末行如鞭炮之密結之外，余皆阡陌清通，縱橫有矩，字形趨方，筆路明朗，信臨摹之楷則、習書之寶筏耳。（見本叢書第十冊）

『西周中、後期的金文……大多用筆圓潤遒美，起收藏鋒，頗合後世小篆「引書」的特點。當然，前期那種筆畫粗獷、雄健的風格也並未絕跡。』本書所呈列之書跡，正有『正大而又不乏奇變、宏博而又兼攝瑰麗』的特征。在西周，書寫行為背後，飽漲著書寫者對禮樂文化的忻慕與渴掘而兩周禮樂文化的基礎，是強大而義鏗鏘的秩序化與制度化。這便是較之殷商，斯世書法日趨謹飭、雄渾的

『西周金文首先是在書寫的行款上進行了調整，把商代甲骨金文所開創的有行無列的書寫規則納入到有行有列，並在井然有序的框架里而加以規約。……兩周金文內部的秩序建構是從阿方面同時進行的，那就是線條的純化與空間的秩序化。……在表現形式上完成了由雕鑿刻畫轉向周流勻暢的書寫。……西周金文除了獨體結構、包圍結構之外，還對兩個或兩個以上偏旁的組合，作了一番整體的煉化，陰陽消長，屈仲互藏，協調有機，渾然一體。』考諸本叢書金文作品，展蹙向背咸存矩（矢萑又 yue），體貌性情靡不昂藏。李學勤有雲︰『兩周中晚期屬于冊命性質的銘文較多，……這一類金文多有同定格式，文字也多規整。……從數量來說，這乃是金義的極盛時期。』其實，豈止數量，就藝術高度而言，也是令後來萬千書人高山仰止的時期。

本書是《金文‧秦風十帖（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