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室

在中國的當代文學里，「中篇小說」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長、中、短這樣一個長度順序，中篇小說就是介於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之間的一個小說體類。依照「不成文的規定」，十萬字以上的小說叫長篇小說，三萬字以內的小說叫短篇小說，在這樣一個「不成文」的邏輯體系內，三萬字至十萬字的小說當然是中篇小說。

然而，一旦跳出中國的當代文學，「中篇小說」的身份卻是可疑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常識告訴我們，盡管《阿Q正傳》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說的發軔和模板，可是，《阿Q正傳》在《晨報副刊》連載的時候，中國的現代文學尚未出現「中篇小說」這個概念。

如果我們願意跳出漢語的世界，「中篇小說」的身份就越發可疑了。行家告訴我們，在西語里，我們很難找到與「中篇小說」相對應的概念。英語里的Long short story勉強算一個，可是，Long short story，一看就是Short story的轉基因，它是后來的聰明人在實驗室里搗鼓出來的，如果出現了另一個同樣聰明的人，他偏偏不喜歡Long short story，他非得說Shortnovel，我們這些不聰明的人似乎也只能接受。

想起來了，那一次在柏林，我專門請教過一位德國的文學教師，他說，說起小說，拉丁語里的：Novus這個單詞不能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鮮」的，「從未出現過」的事件、人物和事態發展，基於此，Novus當然具備了「敘事」的性質。意大利語中的Novella，德語里的Novelle和英語單詞：Novel都是從Novus那里挪移過來的。——如果我們粗暴一點，我們完全可以把那些單詞統統翻譯成「講故事」。

德國教師的這番話讓我恍然大悟：傳統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學傳統面前，「中篇小說」這個概念的確可以省略。姚明兩米二六，是個男人；我一米七出頭，也是男人，有必要把我叫做「中篇男人」麼？這樣的精確毫無意義。

我至今還記得一九八二年的那個秋天，那年秋天我讀到了《老人與海》。這讓我領略了「別樣」的小說，它的節奏與語氣和長篇不一樣，和短篇也不一樣，鋪張，卻見好就收。對我來說，《老人與海》不只是「新鮮的」、「從未出現過」的，它太完整了，閱讀這樣的小說就是「一口氣」的事情。《老人與海》寫了什麼呢？出海，從海上歸來。就這些。這應當是一個短篇小說容量，可是，因為是出「海」，短篇的容積似乎不夠。——不夠怎麼辦？那它只能是一個長篇。

然而，《老人與海》的「硬件」畢竟有限：一個倒霉的老男人，外加一條倔強的魚；因為老人同樣倔強，那條魚就必須倒霉。這可以構成一個長篇麼？似乎也不夠。我不知道海明威在寫《老人與海》的時候有沒有想到「中篇小說」這個概念，我估計他沒那麼無聊。讀完《老人與海》，我能感受到的是咄咄逼人的尊嚴感。一個寫作者的尊嚴，一個倒霉蛋的尊嚴，一條魚的尊嚴，大海的尊嚴，還有讀者的尊嚴。

尊嚴就是節制。尊嚴就是不允許自己有多余的動作，在厄運來臨之際，眨一下眼睛都是多余的，它必須省略。

同樣的尊嚴我也從加繆那里領略過，也從卡夫卡那里領略過，也從菲利普•羅斯那里領略過。

話說到這里其實也簡單了，不管是Long short story還是Short novel，這些概念說到底是可以懸置的。寫作的本質是自由，它的黃金規則叫「行於當行、止於當止」。從這個意義上說，誰又會真的介意有沒有「中篇小說」這個概念呢，如果有，我情願把「中篇小說」看做節儉的、驕傲的Novel，也不願意把它當做奢侈的、虛浮的Short story。

我的結論很簡單，無論「中篇小說」這個名分是不是確立，在小說家與小說體類這個事實婚姻中間，「中篇小說」是健康的，誰也沒能擋住它的發育和成長。
也許我還要多說幾句。

我對「中篇小說」有清晰的認知還要追溯到遙遠的「傷痕文學」時期。「傷痕文學」，我們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學」或「訴苦文學」，它是激憤的。它急於表達。因為有「傷痕」，有故事，這樣的表達就一定比「吶喊」需要更多的時間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劍。十年磨一劍，那實在太憋屈了。還有什麼比「中篇小說」更適合「叫屈」與「訴苦」呢？沒有了。

我們的「中篇小說」正是在「傷痕文學」中茁壯起來的，是「傷痕文學」完善了「中篇小說」的實踐美學和批判美學，在今天，無論我們如何評判「傷痕文學」，它對「中篇小說」這個小說體類的貢獻都不容抹殺。直白地說，「傷痕文學」讓「中篇小說」成熟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從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文學到晚生代文學那里讀到中篇佳構的邏輯依據。中國的當代文學能達到現有的水准，中篇小說功不可沒。事實永遠勝於雄辯，新時期得到認可的中國作家們，除了極少數，差不多每個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這樣的文學場景放在其他國家真的不多見。——中國的文學月刊太多，大型的雙月刊也多，它們需要。它們為「中篇小說」實踐提高了最好的空間。

說「中篇小說」構成了中國當代小說的一個特色，這句話也不為過。

所以說，「合法性」無非就是這樣一個東西：它始於非法，因為行為人有足夠的創造性和尊嚴感，歷史和傳統只能讓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