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宏觀經濟管理創新

供給側改革:宏觀經濟管理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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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運用生動活潑的、口語化的表述方式,深入淺出地解讀了供給側改革的理論和改革的緊迫性、重要性和行動邏輯。

《供給側改革:宏觀經濟管理創新》趣味性地分析了供給側與需求側的矛盾和沖突,清晰地詮釋了供給學派的理論發展脈絡,解讀了供給學派理論在美英兩個大國的經濟實踐,風趣地解讀了三十多年改革的成就和遇到的煩惱,深入淺出地分析了中國經濟供給側所遇到的困難和矛盾,明確地提出了經濟發展要靠創新驅動,創新要靠深化改革驅動,改革要調整利益關系的基本行動邏輯。

《供給側改革:宏觀經濟管理創新》是一本難得的以淺顯語言表達深奧經濟學道理、全面闡釋供給側改革理論與實踐的讀物。可供廣大黨政干部、企業家、社會精英人士和在校大學生閱讀。

劉志迎,博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工商管理創新研究中心主任、案例中心主任,研究創新創業管理、創新與互聯網、產業技術創新;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技術經濟學會理事,中國案例研究委員會委員,長江學者計划評審專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評審專家,國內外多種期刊匿名審稿人。

徐毅,博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管理學院MBA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創新與創業、戰略管理等;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審稿人。

龐建剛,博士,西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基於互聯網的管理分析與決策(網絡社區 電子商務)。
 

選擇與行動

經濟發展方向的選擇出了問題,還是經濟學理論的選擇出了問題,這的確是一個問題。經濟學是關於選擇的學問,不管如何選擇,歸根到底都要回到供給和需求兩個側面,來思考問題,離開供給與需求任何一個側面來談經濟或討論經濟學,那都將是徒勞無益的。然而,在實際的經濟工作中,供給與需求總是在動態中實現均衡,均衡只是偶爾的,不均衡則是經常的。如果價格機制沒有被人為地破壞,它會自動地發揮調節作用,使供求關系趨向於均衡。如果被干預了的價格機制,往往會造成一種虛假的信號,誘使需求方或者供給方做出錯誤的判斷,導致錯誤的決策,要麼造成過剩,要麼造成不足。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經說過:「大海的表面很難保持平靜,社會價值的均衡更是如此。它由供求決定:人為的或法律的東西,往往因為生產過剩和企業破產而反過來懲罰它們自己。」

中國正在面臨着生產過剩的局面,到底是供給側面出了問題,還是需求側面出了問題,不同的經濟學者給予了不同的解釋和不同的政策建議。這是好事,經濟理論上有學派之爭,讓政府就有了更多的選擇空間。如果只有一個學派,只有一種經濟思想,政府倒沒有了選擇,反而不利於政府從多個學派中,找到有利於解決經濟問題的經濟理論依據和政策方案。

經濟學理論的供給側,也需要多樣化,才能夠更好地滿足理論需求側多樣化的需要。前些年,政府選擇的是解決需求側問題的相關理論及政策建議,實踐應用表明,不能夠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和長遠性問題。聰明的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說:「從長遠看,我們都已死去。」所以,他所提供的經濟學理論解釋,並藉此提出的政策都是短期的,而且是針對需求側的政策建議。

現在看來,中央政府已經深深地感受到需求側的相關政策,不僅不能解決中國長遠問題,就連當前的問題也難以解決。或者說解決了前些年出現的當前問題,卻引發出現了現在或未來長期性的問題。所以,現在毅然選擇從供給側找問題、找解決辦法,提出了供給側着手的宏觀經濟管理思路。

中國經濟供給側的問題,是結構性的問題。產業結構演化,跟不上需求結構升級;區域結構變動,導致區域協調發展不足;城鄉結構固化,阻礙了城鎮化進程;要素結構扭曲,制約了資源有效配置;分配結構失調,加大了收入差距;貿易結構偏向,致使貧困化增長。如此等等,都客觀要求中央政府調整宏觀管理,從供給側着手,解決經濟的結構性矛盾。

供給側的問題是制約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影響經濟邁向新的發展階段的根本性、基礎性問題。需求的升級是自然的,隨着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選擇更有價值或者更有質量的商品,自然是理性的選擇。產業結構失衡可能是其它結構失衡的因,也可能是其它結構失衡的果。究竟何時為因,何時為果?誰是因,誰是果?需要實證來檢驗。但可以肯定地說,都是與產業結構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系。

供給側結構性問題,致使中國經濟出現目前這樣一種囧境,是已經被確認了的問題。換句話來說,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政界,還是企業界,都知道供給側是有問題的。可以說,大家在這一認識上已經達成了共識。當然,並不是說,需求側就沒有問題,我們不能夠簡單地持有「非此即彼」的一點論,而是要辯證地看待供給和需求兩個側面。只不過是,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態,供給側的問題更加凸顯,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於供給側,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這點基本的哲學道理,大家都是很明白的。這就是當下,我們的選擇。

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諾斯(Douglass C.North)說過:「技術進步、投資增加、專業化和分工的發展等,並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是制度。」也就是說,問題出在供給側,根子還在制度上。體制不改革,制度不更新,供給側的問題就難以解決。所以,中央政府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實質性內涵是從供給側着手,面向經濟結構性問題的解決,推進改革深化,優化制度供給。

體制改革也好,經濟發展也罷,都需要理論指導。喬治.伯爾那諾(Georges Bernanos)說:「思想倘若未引發行動,則意義不大;而行動倘若不是源於思想,則毫無意義。」改革和發展的實踐都需要理論支撐,至於選擇什麼樣的經濟理論來指導改革和發展的實踐,那是政府的事情,是政府在認識清楚經濟問題的實質后所做出的選擇。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說:「事實上,近代經濟學的創始者,差不多都是性情溫和、富有同情心和為人道的熱誠所感動的人。他們毫不例外地致力於這樣的信念:全體人民的福利應當是一切私人努力和公共政策的最終目的。」雖然各派經濟學家,各有各的理論,各有各的政策主張,我相信他們的良心和信念是向善的,不能因為他們的觀點不同,政策主張不同,而要惡意地去進行人身攻擊。也不能因為哪一個理論,被政府選擇了,就是超越一切的正確。沖動是魔鬼,理性總是有利於問題的更好解決。

經濟發展本來是供給側和需求側相對應的。按照高、中、低層次形成類似於金字塔式的結構,供給和需求就像金字塔中線左右兩邊,左半邊的供給與右半邊的需求,呈對應的兩個三角形(半金字塔)。低端產品或服務,對應於低端需求;中端產品和服務,供給對應於中端需求;高端產品和服務,對應於高端需求。供給與需求是基本均衡的。然而,隨着中國經濟發展,需求側,由「半金字塔型」逐漸向「半橄欖型」升級;供給側,則仍然停留在「半金字塔型」。……

劉志迎
2016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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