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在一九九九至二○○○年的學年期間,牛津大學針對基督宗教創教兩千年,並展望新的千年之始,邀請了許多專家學者來牛津演講,但未要求主講人根據任何特定綱要發表演說,只希望他們能以深入淺出、非專家也能聽得津津有味的方式,闡述他們專精的那個時代中與基督宗教相關的歷史事件,以及這些事件對基督宗教可能的影響。

  由於每次前來聽講的人數都以百計,其中包括學者、學生,以及許多關注這類議題的社會大眾,每次演講之後都湧進如潮佳評,於是牛津大學決定以書籍形式呈現這一系列演講,成果即是這本《(牛津版)基督宗教簡明史》。

演講人名單
1.理查.哈里斯﹝Richard Harris﹞,牛津主教,前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院長
2.亨利.梅爾-哈亭﹝Henry Mayr-Harting﹞,牛津大學教會史講座教授
3.艾維利.卡米隆﹝Averil Cameron﹞,牛津基寶學院﹝Keble College﹞院長
4.亨利.夏德威﹝Henry Chadwick﹞,前牛津基督教會﹝Christ Church﹞會長,劍橋彼得豪斯﹝Peterhouse﹞學校校長
5.珍.賈內特﹝Jane Garnett﹞,牛津華德漢學院﹝Wadham College﹞教授
6.亞德連.哈斯亭﹝Adrian Hastings﹞,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名譽神學教授,1958-66年間擔任烏干達馬薩加﹝Masaka﹞主教
7.戴爾麥.麥庫洛克﹝Diarmaid MacCulloch﹞,牛津大學教會史教授
8.亞歷山大.穆瑞﹝Alexander Murray﹞,牛津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教授與講師
9.珍.蕭﹝Jane Shaw﹞,牛津攝政公園學院﹝Regent’s Park College﹞教授
10.卡里斯托斯.維爾﹝Kallistos Ware﹞,戴克雷亞﹝Diokleia﹞主教,牛津大學史帕丁﹝Spalding﹞講座講師

作者簡介

理查.哈里斯﹝Richard Harries﹞: 牛津主教。

亨利.梅爾—哈亭(Henry Mayr-Harting ): 牛津大學教會史講座教授

 

目錄

出版緣起  何飛鵬  2

前言  亨利.梅爾—哈亭  5

  (小一級,楷體)本書是各專家依其專精的年代,擬出那個時代中,對基督宗教有重大影響和貢獻的事件……

第一章  早期教會亨利.夏德威  15

  (小一級,楷體)一開始,教會的主要任務,就是在這些皇帝與官員的敵意下,在羅馬帝國傳播福音。∕猶太教區以關注孤寡貧弱著稱,過去如此,現在依然;基督教會就傳承了這種特性。

第二章  近古時期艾維利爾.卡米隆  41

  (小一級,楷體)使用「近古」而不用「後羅馬帝國」這類名詞,目的在避免「式微與滅亡」的舊概念。以今天的用法而論,它或多或少,意指從君士坦丁大帝到伊斯蘭教崛起這段期間,它的適用地區遍及整個地中海,以東與以西地區都包括在內。它使我們能以一種幾近於後現代的全面觀點,觀察一個多文化、多語言的世界。

第三章  中世紀初期亨利.梅爾—哈亭  67

  (小一級,楷體)許多人會說,中世紀始於修道主義與苦行運動,它們似乎反轉了古時人文價值,而且在西方,它們還能突顯萊蘭的孤島修道院,以及五五○年左右編寫的聖本篤規章。但我決定特別強調基督宗教與世俗世界的互動,而後者是剛在早期中世紀西方定居下來的日耳曼人世界。基於此,我有另一種答案:教士主義(教士做為一種獨立專業的構想)與社會拯救的澎湃熱潮,已經在中世紀初期站穩腳步,這一點殆無疑義。

第四章  東方基督宗教卡里斯托斯.維爾  91

  (小一級,楷體)本章描繪五世紀到十五世紀東方基督宗教的多采多姿故事,其中以劃分、發展與神格化三個主題來進行。在劃分中,首先故事範疇在信奉基督宗教的東方世界,接下來劃分為希臘文的東方和拉丁文的西方;其次是發展,拜占庭教會以大規模傳教活動,北向進入斯拉夫人的世界;最後是以希臘神學意義而言的神格化,來探討對東方基督宗教日趨重要的這個主題。

第五章  中世紀後期亞歷山大.穆瑞  125

  (小一級,楷體)在一○○○~一五○○年間,拉丁基督宗教世界的面積大了兩倍,人口增加了四倍。作者先談拉丁基督宗教世界在阿爾卑斯山以南和以北的擴展,接著是都市化對基督宗教的影響。

第六章  宗教改革:一五○○~一六五○ 戴爾麥.麥庫洛克  165

  (小一級,楷體)宗教改革的爭議,主要在於人類應該怎麼做,才最能享有神的這種愛,主要在於人類行為舉動中,有沒有什麼可以影響神、使神將人類救出永恆失望深淵之處。

第七章  十七世紀末與十八世紀珍.蕭  195

  (小一級,楷體)二、三十年來,有關的歷史研究,已使我們對所謂「啟蒙」運動的認知大幅改變。研究科學、醫藥、性、種族、理念、社會、文化,以及政治與宗教的歷史學者,仍然認為十八世紀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認為西方在這段期間改弦易轍,邁入現代。較新的學術研究將啟蒙運動過程中更廣的參與族群納入考量,從而揭發這項運動中許多不為人知的一面。這些新學術研究,使我們對十七世紀末期與十八世紀的基督宗教史,從而對啟蒙運動對今天基督宗教世界的影響,產生不同思考。

第八章  十九世紀珍.賈內特  229

  (小一級,楷體)相對於最初幾個世紀,基督教會在十九世紀出現最快速的成長。但就傳統而言,我們仍將十九世紀視為一個宗教危機與式微之期,認為它是二十世紀更廣泛的世俗化進程的先聲。根據數字顯示,在二十世紀,基督宗教積極參與的重心,要從歐洲與北美轉移到世界其他地區。在整個十九世紀,最顯著的事實是,基督宗教基本上維持了對西方領導,以及西方式分析架構的信心。

第九章  二十世紀安德連.哈斯汀  251

  (小一級,楷體)對二十世紀,我們都有過部分經驗,可供我們運用的資訊也比任何其他早先世紀多得太多,二十世紀在我們心目中仍是最清晰的世紀,但也是最晦澀難解的世紀。距離現在愈近,我們愈是無法確定這列火車的走向,以及它的下一站是哪裡。

第十章  展望理查.哈里斯  273

  (小一級,楷體)現在,在第三個千年之始,宗教社會學家有了不同的世界觀。就若干角度而言,似乎一個社會愈現代化,它的宗教氣息也愈濃郁。工業化與全球化不但沒有逼退宗教,反而益發突顯宗教信仰的重要性。

參考書目  281

 

亨利.梅爾—哈亭

  本書源起於,一九九九至二○○○學年期間,為總結基督宗教創教兩千年,並展望新的千年之始,而在牛津大學發表的一系列公開演講。舉辦這項演講的構想,在於剖析基督宗教現況,以及造成這種現況的由來。以這種方式慶祝千年更迭似乎順理成章。提出這項建議的,是基督教會(Christ Church)會長約翰.卓利(John Drury);此議獲得牛津主教理查.哈里斯(Richard Harris)的熱情響應;哈里斯於是邀我共襄盛舉。我們沒有要求主講人根據什麼特定綱要發表演說,只希望他們能以深入淺出、非專家也能聽得津津有味的方式,闡述他們專精的那個時代中完成的一些能推動基督宗教、提升基督宗教品質的創造性貢獻。當然,我們所謂「創造性貢獻」決非意指排斥批判;因為基督宗教的發展主要依靠來自教會內外的批判。我們只提了一個非常寬廣的大建議,而將選項的問題留待每一位主講人、根據他或她本身的意向與興趣加以解決。由是完成的這本書,內容涉及各種時代出現的各種非常不同的作法。所以出現這種結果,或許由於不同的時代需要不同的作法。但另一個原因是,有經驗的學者總是早有其本身知識性格,要他們從事這樣的工作,結果自然互異。沒有兩位鋼琴家演得出同樣的音樂,除非他們是業餘人士,則又另當別論。

  無論怎麼說,我們得感謝幾位發行人,在看完書稿之後,發現書中至少遺漏了兩大主題,其一是猶太人與耶路撒冷(在頭兩次初審之後,已發現這項漏失),另一主題是祈禱文、彌撒與洗禮。很顯然,我們不能將各章刪長補短,從而匡正這項疏失。所幸本身是猶太人?基督宗教關係專家的理查.哈里斯,欣然同意接受挑戰,在他作為總結的最後一章納入猶太人的這個主題。我在這裡只希望指出一個方向,供有意自行彌補這項疏漏的讀者尋找有用的讀物。就耶路撒冷朝聖之旅(自然與十字軍東征有關)的重要性,以及基督徒與猶太人在中世紀疏離的過程而言,讀者首先可以參閱柯林.摩里斯(Colin Morris)所著《教皇王國》(★The Papal Monarchy★,牛津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二七七?八一、三五四?七頁,以及六二九頁的參考書目。喬納森.里利—史密斯(Jonathan Riley-Smith)編撰的《圖解牛津十字軍史》(★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Crusades★,牛津出版公司,一九九五年);以及從猶太人觀點出發、喬舒亞.普拉爾(Joshua Prawer)所著的《耶路撒冷拉丁王國》(★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倫敦出版公司,一九七二年)也頗值參閱。

  距離我寫這段前言之處不到兩百碼外,在牛津市聖奧德(St Aldate)街市政廳的牆上,有一塊一九三一年刻成的石匾,匾上有以下一段文字:

  這條街直到一三○○年一直叫做猶太大街(Great Jewry),街上曾建有許多猶太人的房子,包括位在湯姆塔(Tom Tower)北的猶太教堂。▲

  今天的基督教會青少年公所(Junior Common Room of Christ Church)與牛津副主教室(Lodgings of the Archdeacon of Oxford),大約就座落在這座猶太教堂的舊址。在猶太人於一二九○年被逐出英國以前,他們與當地居民以及與牛津學者們的關係,不僅讓人聞之色變,時而甚至令人毛骨悚然;西瑟爾.羅斯(Cecil Roth)所著《中古牛津的猶太人》(★The Jews of Medieval Oxford★,牛津出版公司,一九五一年)對此有生動的描繪。我們可以將這段史實,視為觀察這整個議題的微宇宙。

  根據反閃族的歷歷證據,猶太人在歐洲史上遭排擠的一般清晰可見。但他們對基督徒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不僅因為他們是借錢的財主而已。在重視聖經學的基督宗教學者心目中,猶太人必不可缺。而且從第八世紀起,猶太人以另一種方式取得關鍵地位。誠如亞歷山大.穆瑞(Alexander Murray)在本書所說,地中海地區的文化與宗教整體性,在第八世紀出現分裂,大部分濱海地區這時陷入回教徒手中。但基督徒與回教徒之間的貿易與文化交流,卻於此時迅速增長。由於這兩個宗教都植根於猶太教,猶太人自然而然地成為兩者之間的文化橋樑與貿易中繼站。

  讀者在讀完戴爾麥.麥庫洛克(Diarmaid MacCulloch)的一章後,就會知道本書沒有遺漏洗禮這個主題。但是在我文中所討論的那個年代,它是一個為人忽視的主題。這點令人扼腕,因為在那個年代,特別是在傳教的場合,洗禮不僅是一項展開新生的儀式(這一點已經足夠重要),還是一項闡揚整體基督宗教信念的重要工具。彼得.克拉莫(Peter Cramer)所著的《中世紀初期的洗禮與改變:二○○至一一五○年》(Baptism and Chang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c. 200-c. 1150,劍橋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就是明證。至於彌撒的問題,喬瑟夫.鍾格曼(Josef Jungmann)的兩冊《★Missarum Sollemnia★》自是首選;這本書經法蘭西斯.布倫納(Francis A. Brunner)譯為英文,名為《羅馬儀式的彌撒:它的源起與發展》(★The Mass of the Roman Rite: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紐約出版公司,一九五一年)。我很難想像,還有什麼人能寫出足以取代它的著作。席奧道.克勞瑟(Theodor Klauser)的《西方祈禱文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Western Liturgy★,牛津出版公司,一九六九年)也是極上乘之作。葛里哥利.迪克斯(Gregory Dix)在所著《祈禱文的成形》(★The Shape of the Liturgy★,倫敦出版公司,一九四五年)的最後一章,談到英國國教祈禱文,是另一篇傑出著作。約翰.鮑西(John Bossy),在《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雜誌第一百期,二十九至六十一頁(一九八三年)發表的〈作為一種社會建制的彌撒:一二○○至一七○○年〉(The Mass as a Social Institution, 1200-1700),從全然不同的角度探討這個主題,而且頗能發人深省。

  作為這樣一種系列演講的籌辦人與聽眾,是一種令人雀躍的經驗。每次前來聽講的人數都以百計,其中包括學者、學生,以及許多關注這類議題的社會大眾。我們接獲許多佳評,不同於歌劇的歌者獲得觀眾青睞的是,它們主要針對的不是個別演講人,而是整個系列,及其整體構想。這是我們所以深受鼓舞,決定以書本形式呈現這一系列演講的主因。

  本書有關個別章的附註主要用來查證文中的引言,讀者或許有意繼續深究詳讀。書末的書目,意在提供一些建議,供讀者進一步研究之用。

 

內容連載

●第一章 早期教會
亨利‧夏德威●
失去記憶是件可悲的事。過去對我們人生的影響,尤勝於我們的想像。當然,有些事儘管我們想置諸腦後,卻怎麼也忘不了。根據有關地獄的一則古老神話,並非所有已逝的人,都能獲釋,飲那忘情之水。但同樣也有許多事,令人感念不已,永銘於心。基督徒一直以來,就視拿撒勒(Nazareth)人耶穌的事蹟,為人類最重要的大事,至今仍然如此;而這一系列演講的目的,就在於提綱挈領地提醒我們,讓我們不忘自己與這個偉大故事的淵源。

無論樂不樂意,我們今天的世界本身,乃由近代、中古或遠古的過去不斷演變而來。在研究遠古、中古、與近代人類史時,我們用的是現代塑造的工具。或有心,或出自下意識,我們的目標是更進一步瞭解我們現在的位置,瞭解我們究竟如何走到如今這個地步。我們的研究以古社會的教會為開端,首先著眼的是歐洲文明的萌芽。早期教會為當時歐洲社會注入信仰,讓那些不幸與叛逆的人見證神的慈悲,並且透過拿撒勒人耶穌這位經神揀選為唯一贖罪人的中心人物,在一個社群繼續推動這種慈悲,向信徒傳達寬恕、新生與高道德標準的訊息。

拜希臘哲學家、數學家和科學家,如阿基米德、亞歷山卓的厄拉托西尼(Eratosthenes,曾出奇精確地計算出地球直徑)等之賜,古社會原已卓然有成。羅馬人征服了從哈德良長城 到美索不達米亞的廣袤疆土,建立統一的法律與行政系統。希臘人與羅馬人彼此關係不睦,而且在一開始,兩者都反對耶穌基督或彌賽亞的教會。但由於有足夠的交集與明顯的認同,融合出現了。斯多噶學派 的良知與自然法概念,與基督宗教教義極相類似。特圖連 寫道,「塞尼加 的寫作,經常像出自我們之手」。

艾皮科蒂塔 的作品與《新約》非常近似。 柏拉圖派哲學家主張教誨世人,從現世之美與秩序升華,進入另一更高的天國遠景的領域。這與基督徒的志向似乎相去不遠。伊比鳩魯(Epicurus)的享樂主義為他贏來時人的罵名,但希波的奧古斯丁 認為,伊比鳩魯說得太對了。 古羅馬帝國沿邊界建立要塞,以防野蠻部族入侵。自君士坦丁大帝以降,羅馬帝國的政策就是讓野蠻人歸化,透過徵兵與文明手段,將他們群遷、納入帝國境內,帝國西部後來為野蠻部族強佔,或許也種因於此。

這種希臘人、羅馬人與希伯來人(以及後來的野蠻人)融合而成的社會,理所當然地認定,決策的根本主要不是獨立的個人,而是權威,無論是教會長老,或是皇帝與他手下地方官的權威。部分由於荷馬動人的史詩(直到君士坦丁堡陷落土耳其人手中以前,歐洲人一直讀著這些史詩),基督宗教崛起以前的社會,對古時、甚至對太古時期的傳統尊敬有加。創新不是古人的理念。這些史詩談的,與我們今天的世界大不相同。在今天的世界,為決定背書的,不過是脆弱的人類權威;訴諸理性以謀更大共識的作法,似乎只有在出於自利的權宜狀況下才有效;而人們在決策過程中,考慮的也只是經驗世界的因素。就政界而言,一星期已經很長;教會考慮的卻是千年大計,而且著眼點還超越這個世界。它的超脫塵世,使它對今天這個世界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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