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斂的迷思：唐代財經技術官僚雛形的出現與文化政治

定價：~~300~~ 元

NT $ 255 ~ 300

作者：盧建榮
出版社：五南
出版日期：2009-12-01
語言：繁體中文
ISBN10：9571158364
ISBN13：9789571158365
裝訂：平裝 / 400頁 / 16k菊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內容簡介

文人傳統的低稅理想，遇上了財政告急的國家需求。
創造稅收是富有創意的財稅政策，還是擾民的橫徵暴斂？

　　中國帝制長達二千二百年，此期間社會最大的組織體非官僚體系莫屬，由文官所組成，聽命於作為國家領袖的帝王。帝王在理論上要拍版定案國家的大政方針，但實際上，他要靠文官集團的文官頭（宰相）、或是私人幕僚長來為他出主意、擬旨。倘若皇帝有所堅持，而宰相所率領的文官集團又與皇帝不同意見，就陷入皇權與官僚體系的衝突深淵。衝突的結果必未皇權一定贏，多半情形是雙方互有勝負。

　　中國官僚體系的組織本質從秦、漢帝國創造以來就是通才型的，不料運行到唐代時，會往一個局部性專業性方向轉折。這是國家 / 君主為了一時財政上需求，乃拔擢、並重用財經技術官僚所產生的歷史現象。唐代財經技術官僚所憑藉的財經學術專業資源，來自戰國時期的各國治術以及西漢帝國的經驗，包括《管子．輕重篇》、《史記．平準書》及《□鐵論》這三個理財文本。但這個財政學知識到了此時，有些管用，有些早已不管用。因此就產生創新的空間，但也遭遇阻力。

　　這個阻力是一個文化價值理念叢。這個理念叢有其積極面，也有其消極面。在積極面上，它不允許橫徵暴斂型的理財家；但它的消極面卻是，在不分青紅皂白的情況下，連有創意的財政政策也被無情地打壓成橫徵暴斂一族。在唐代中晚期，當商業產能逐漸竄升，達到國家總生產力的一定比重時，仍然不許開拓商稅這一稅源，這就與橫徵暴斂理財家這個混世魔王的為害社會沒有兩樣了。

　　但終究專業技術官僚還是不為通才型官僚體系所容，並搞得內部烈火焚天，百多年來穩定不下來。皇權因素、官僚體系自主性因素、財政學升級版因素，以及控扼理財的文化價值因素等，全部糾結在一塊，因而譜出了財經技術官僚雛型出現與文化政治這幕歷史大戲。

作者簡介

盧建榮

　　中古史專家，專長為唐代財經問題，並涉獵法制史

　　目前在臺灣提倡新文化史、新社會史研究、敘述史學與歷史書寫

　　現任：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暨史學研究所專任教授

　　曾任：佛光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兼任副教授

　　著作：《劉獻庭》（1978）、《曹操》（1980）、《魏晉自然思想》（1981）、《一位父親的叮嚀：顏氏家訓》（1981）、《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1999）、《入侵臺灣：烽火家國四百年》（1999）、《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1950-2000》（2003）、《鐵面急先鋒：中國司法獨立血淚史》（2004）、《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2006）、《飛燕驚龍記：大唐帝國文化工程師與沒有歷史的人》（2007）等

序

序曲

　　帝制中國長達二千二百年，此期間社會最大的組織體非官僚體系莫屬，即令晚清最後二十年有民間企業組織體紛紛崛起，以其規模甚小，仍不足以與官僚體系比肩。官僚體系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社會最大的組織體制，這個體制是由文官所組成，聽命於作為國家領袖的帝王。站在帝王立場，所有這些人主張「朕即國家。」，站在文官這邊，一個國家超乎君王之上的想法仍對官僚群體有所影響，只是因個人差異而程度有別罷了。所以，帝王與官僚群體之間因為這點而存在矛盾。另外，中國的帝王行的是君主專制，理論上國家大政方針最後由他拍版定案，但實際上，他要靠文官集團的文官頭（即統稱的宰相）、或是私人幕僚長（歷代有不同官稱，在本書所處理的唐代中晚期它叫「翰林學士承旨」）來為他出主意，擬旨什麼的，如果這兩位左右手都束手乏策，那只得訴諸由百官參與的延議。總要拿出個辦法來而由以皇帝名義頒令出去。倘若皇帝有所堅持，而宰相所率領的文官集團又與皇帝不同意見。這就陷入皇權（君主專制是最大化的皇權）與官僚體系的衝突深淵。衝突的結果必未皇權一定贏，多半情形是雙方互有勝負。有時，皇帝也拿整個官僚體系沒轍。這種情形就是官僚體系的自主性已發揮到極致，連專制、獨裁的皇帝都莫可奈何。這最典型的例子發生在清乾隆時期的剪辮叫魂案上。此事已由美國名漢學家Philip Kuhn 予以敘寫，【1】二十餘年來膾炙人口。讀者不妨參考，此處不贅。Philip Kuhn研究的是中國官僚體系自主性這一面向。此處我要作的是中國官僚體系面臨質變的一面，以及此時它與皇權既聽從又暗槓的關係。

　　此處所說的官僚體系質變。我指的是中國官僚體系的組織本質從秦、漢帝國創造以來就是通才型的，不料它運行到七二○到八四○年時，會往一個局部性專業性方向轉折。這是國家 / 君主為了一時財政上需求，乃拔擢、並重用財經技術官僚所產生的歷史現象。但終究專業性格還是不為通才型官僚體系所容，在歷經百年的實驗之後又淡出歷史舞台。在二千二百年的漫漫長夜中，財經技術官僚的出現只是短暫的微火螢光罷了。

　　帝制中國官僚體系的前身是戰國時代列國併爭時期所研發出的統治機構，這個前身就像電腦的程式、或是晶片的記憶體，主宰了爾後千年精怪的官僚體系組織。戰國的統治機構有當代名史家許倬雲的研究，早已大白於世。【2】然而，唐代那群財經技術官僚所憑藉的財經學術專業資源又從何而來的呢？這又跟戰國時期各國治術、以及西漢帝國經驗有所關連。傳統中國式的財政學大體奠基於這個時期（從戰國到西漢），這由《管子．輕重篇》、《史記．平準書》，以及《鹽鐵論》這三個理財寶典文本所構築而成。這個累積到西元一世紀的財政學知識到了八、九世紀之交的唐代還管用嗎？答案是，有些管用，有些早已不管用。既然有不管用的，因此就存在由得人們創新的空間。這樣看來，中國式的財政學發展到唐代碰到了一個可以產生升級版的機會。是對，也是不對。

　　對的是的確有所發展，或說有所發明。說它不對的是新學會碰到阻力。這個阻力不是別的，是一個文化價值理念叢。這個理念叢有其積極面，也有其消極面。在積極面上，它不允許橫徵暴斂型的理財家，所以，一旦這類理財家現世，就註定是要被消滅的份。這是因為這管文化火炮守在那裡的緣故。所以，說這管文化火炮為社會安全閥並不為過。天下窮苦百姓虧得這管文化火炮的照拂使得免於大難。其功闕偉。但這管文化火炮卻有個缺點，這就講到它的消極面功能。這管火炮沒的四射的結果，不分青紅皂白，連可使中國財政學升級版的諸種措施卻給扼殺了。提出好的、有創意的財政政策的理財家也被無情地打壓成橫徵暴斂理財家一族去了。在唐代中晚期，當商業產能逐漸竄升，達到國家總生產力的一定比重時，仍然不許開拓商稅這一稅源，這就與橫徵暴斂理財家這個混世魔王的為害社會沒有兩樣了。

　　通才型官僚體系竟然出現技術官僚，卻搞得內部烈火焚天，百多年來穩定不下來。皇權因素、官僚體系自主性因素、財政學升級版因素，此及控扼理財的文化價值因素等，全部糾結在一塊，因而譜出了財經技術官僚雛型出現與文化政治這幕歷史大戲。

　　現在開幕在即！筆者僅報幕如上，請列位看官安心看戲。我走人囉。謝謝各位賞光。

　　【1】：參閱Philip Kuhu著、陳兼、劉昶譯，《叫魂》（台北：時英，2000）。

　　【2】：參閱許倬雲（戰國的統治機構與治術）一文，收載氏著《求古篇》（台北：聯經，1982），頁38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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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連載

第一章　春花三月．揚州

西元八○一年（貞元十七年），六十七歲的杜佑在完成他生平大著：《通典》之後若干時日，便打算獻給皇帝李适。這部大書將會是中國史上第一部通史性的文化史，涵蓋時間約三千年，從唐堯時代寫起，寫到他活的八世紀八○年代。這一天，杜佑端坐在辦公廳的桌案前，桌案上有個奏本平舖其上，只見杜佑舉筆沈思，奏本上仍然墨汁飽飽的第一行字是：「進通典表」。不久杜佑落筆不曾中斷，從表明著述目的是「將施有政，用乂邦家」，到結尾部分寫說：「固不足發揮大猷，但微臣竭愚盡慮」、「庶明鄙志所之」等語都紛紛出籠，一篇上皇帝李适的奏本就完成了。杜佑呼了一口氣才擱筆，並起身走到一落木箱子前面。這一落木箱子共有五十個之多，佔了大半個廳堂。杜佑用右手撫摸在他胸前的一只木箱，並將箱蓋掀起，裡面裝的正是他花費三十六載歲月心血的一部分，即《通典．食貨典》，共計一十二卷，是整部書的頭前部分，如此安排是基於他認為經濟是文化的基礎這一理念。再加上他的政治生涯多在財經官職的歷練，因而他對經濟有比常人更強烈的感受。他彷彿聞到當年他書寫此部分的墨香。

這時一陣橐橐的腳步聲自遠而近，倏地就傳進廳堂，他知道那是他副手行軍司馬王鍔要來處理搬運五十箱書的事。他一思及此便轉身返視站在廳堂門邊的王鍔，並對他說：
「如何？汴河水深夠這次航隊行動嗎？」
「稟報帥爺，泗州探子回報，今春雨水足，汴河可航行漕船。」王鍔回答說。

唐代的節度使被下屬尊稱為連帥，王鍔在口語上稱「帥爺」是當時官場習慣，毫不足奇。可是以王鍔與杜佑的關係，他是客氣了一點。這是王鍔真心誠意崇敬杜佑的方式，杜佑只好由他。倒是杜佑，這裡需要介紹一下。杜佑這時正身任淮南節度使，並兼鹽鐵轉運使。這兩個使府都座落在揚州城的子城內。揚州別說是當時唐帝國最繁榮的商業城市，它更是舉世聞名的國際大商港，其地位有如今天美國的紐約。淮南府設在這裡，正見出它控遏著這個國際大商港。八世紀中的帝國經濟重心已隱然非淮南和江南這個長江三角洲莫屬，淮南府更身負保護帝國經濟重心的大責重任。再說鹽鐵轉運使府自從在內戰（755-763）設置以來，便掌控帝國一半的錢物。從此以後帝國的財政機構分化成在都城長安的戶部、和在揚州城內揚子院的鹽鐵轉運使府。帝國中央稅收有九百五十萬貫錢由戶部負責徵收，九百萬貫錢由揚子院統籌包辦。戶部的錢來自徵收全國三百一十萬農戶所得，揚子院則因專賣鹽、鐵兩項重大民生物資而獲利。還有，揚子院握有運河航行和管理的職權，轄下有一支運輸船隊，負責督運江南物資前往關中的首都。每年長安需要糧食兩百萬石，端賴揚子院船隊能忠實執行任務。其實揚子院用今天的話講，應該稱作經濟部．鹽鐵專賣總局和交通部這兩個部會的聯合辦公室，如此一來，戶部則單純就是財政部了。另外，淮南節度使府用今天話說應叫淮南軍管區，這類軍管區在內戰（755-763）結束後則有幾十個之多，遍布全國，軍管區的實力大、小不一，隨轄下人口和軍隊多寡而定。淮南府應是一級大軍管區，地位相當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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