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孔子與論語
吳宏一
一、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陬邑（今山東省曲阜附近）人，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西元前五五一），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西元前四七九），即魯哀公十六年，年七十三歲。
他幼年孤苦，但從小就愛好學問。當時魯國雖然不強，但文化氣息卻極濃厚，他在這種環境的薰陶下，早已養成了勤奮好學的習慣。
他長大後，想學以致用，曾做過管理糧食帳目和牛羊畜牧的小官，也做過魯國的司空、大司寇，負責農工、司法行政的職務，但時間都不長。後來他離開故鄉，遊歷齊、宋、衛、曹、鄭、陳、蔡、楚等國，看看是否能被任用，以便施展抱負，實現理想。可惜道術不同，事與願違，他在經歷幾次危難之後，不得不又回到魯國：一方面整理文獻，從事著述，修訂《詩》、《書》，編次禮樂，撰寫《春秋》；一方面開創私學，廣收門徒，以學不厭、教不倦的精神，主張有教無類，顧及因材施教，不但重視學識的充實，而且也注意品德的陶冶。他的學生前後一共有三千人之多，傑出的有七十二人。因此，他被後人尊為萬世師表，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教育家。
二、
《論語》是記錄孔子言行的典籍。從這部書中，我們可以認識孔子的思想學說，並且得到很多關於為人處世、求學做事的寶貴教訓。這些教訓，兩千多年來，只要是中國人，很少不受到影響的。可以說，上自帝王公卿，下至販夫走卒，無不奉為治國修身的圭臬。尤其從宋代朱熹以後，更是家傳戶誦，成為我國人人必讀的文化遺產。即使到了今天，科學文明日新月異，但《論語》這部書，仍然歷萬古而常新，不失其時代意義。有人說它是我們中國人的「聖經」，實在很有道理。
三、
《論語》這部書的命名，據班固《漢書．藝文志》說：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可見「論」有「論纂」、「編撰」的意思，「語」是語言，指孔子所說的話。「論語」就是把「接聞於夫子之語」編纂起來的意思。
《論語》固然不是孔子親自編撰的，但也不可能是某一個弟子所編撰的。因為它集合很多片斷的篇章而成，前後篇章的排列次序，往往沒有什麼關連和道理；文字和意思也有些重複的地方。這可能是由於當時弟子各有記錄，後來才彙編成書的緣故。但究竟是那些弟子所編撰，卻無法確定。另外，從〈泰伯篇〉第一章等篇章看來，《論語》中不但有孔子弟子的記錄，而且也有孔子再傳弟子的記錄。曾子、有子，甚至子張、子夏、閔子騫的學生，都可能是某些篇章的記錄者。據柳宗元《論語辨》的推斷，最後編定《論語》的人，應該是曾子的學生。
我們可以這樣說：《論語》這部書，在春秋末期已由孔子弟子開始記錄，但到編輯成書時，卻已是戰國時代的初期了。
《論語》傳到漢朝時，有《魯論語》、《齊論語》、和《古文論語》三種不同的本子。西漢末年，漢成帝的師傅安昌侯張禹把《魯論語》和《齊論語》融合為一，篇目則以《魯論語》為依據，號《張侯論》；漢靈帝時所刻的《熹平石經》，以至我們今天通行的《論語》本子，基本上都以此為依據。
東漢末年，鄭玄以《張侯論》為主，參考《齊論語》和《古文論語》，作《論語注》；此後，魏代何晏的《論語集解》，梁代皇侃的《論語義疏》，宋代邢昺的《論語注疏》、朱熹的《論語集注》，清代劉寶楠的《論語正義》，這些書在注釋方面，都有一定的成績，是閱讀《論語》時，值得一讀的參考書。
四、
《論語》是語錄體，對古人來說，雖然明白如話，但對現代人來說，畢竟已是兩千年前的古語，並非人人所能閱讀。即使有前人的注解，但同樣是文言，對一般讀者不一定有多少幫助。所以用白話把它譯注出來，這種工作是很有意義的；不但《論語》如此，恐怕還有很多其他的古書，也需要如此。
我用白話譯注《論語》這部書，就基於這種認識。所以譯文力求淺白，注文力求簡明，同時採用直譯的方式，盡量照原文的句型逐字逐句譯成白話，希望不但使讀者了解原文的大意，而且能明白每字每句的意義，藉以提高初學者閱讀古書的能力。例如〈為政篇〉第二章「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這句話，假使要求簡練，可以譯為：
我十五歲立志求學。
但我卻直譯成：
我十又五歲就有志於求學。
目的就是在於：使讀者對照原文，逐字逐句明白意義。
當然，書中有少數不易直譯或不便直譯的地方，只好採用簡譯或其他的方式。例如〈為政篇〉第五章「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這幾句話，直譯應是：
死了，埋葬他們依照禮節，祭祀他們依照禮節。
但為了照顧全文不致累贅，所以改譯成書中的樣子。又如〈為政篇〉第二十二章「大車無輗，小車無軏」這兩句話，實在不易直譯，所以只好先譯為：
就好像大車子沒有輗，小車子沒有軏。
然後加注來補充說明輗和軏的意思。書中引用《詩》、《書》的地方，也都用這個辦法。像這類沒有直譯的篇章，為數並不多。
其次，對於歷來有歧說異義的字句，通常採用其中一種比較可取的說法，直接譯成白話，不另說明。例如〈為政篇〉第十六章「斯害也已」這句話，有人把它講成：
這種禍害就可以消滅了。
這是把「也已」的「巳」，看做動詞，作「止」解。事實上，《論語》中如「如學也巳」等句，「也巳」都作語氣詞用，所以我不贊成上述的那種講法，譯文自然也就採用了另一種說法，但在譯文後並不加注說明。只有在譯文採用的說法，和原文的字面意義有所出入，或跟現代的用法不同時，才另外加注補充說明。例如〈學而篇〉第四章「吾日三省吾身」的「三」字，我在譯中採用三為虛指、表示多次的說法，所以才加注說明。
另外，因為時代觀念的不同，書中有些篇章恐怕會引起一些讀者的誤會。像〈陽貨篇〉第二十二章「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巳。」這些話大概就會有人表示異議。我覺得讀書原來就不可以辭害意，所以像這種地方，不另解說，只希望讀者透過譯文，自己去神領意會。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想書中一定還有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希望讀者多多指教，以便修訂時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