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緣與人緣

書緣與人緣
定價:300
NT $ 237 ~ 270
  • 作者:唐德剛
  • 出版社:遠流
  • 出版日期:2013-01-01
  • 語言:繁體中文
  • ISBN10:9573271281
  • ISBN13:9789573271284
  • 裝訂:平裝 / 368頁 / 16k菊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2版1刷
 

內容簡介

  口述歷史是作者用功最勤、最為人稱道的一項工作,在完成胡適、李宗仁、顧維鈞等人的口述自傳時,作者和他們的關係也從「書緣」進到「人緣」,他曾自述「使我獲益最多,和了解『胡適』最深入的部分,還是胡公認為是"off the record"(紀錄以外)的那一部分了」,其中種種有情味的事情,亦可從本書中略窺一二。

  另外,作者也是寫序的行家,《胡適雜憶》一書原就是為《胡適口述自傳》寫的序,胡適的傳沒有給人們留下什麼深刻印象,可是那個序讀之令人銘記於心,久久難以忘懷。而應學生傅虹林之請,為出版的博士論文《張學良的政治生涯》所寫的序〈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將一位集「花花公子和政治家、軍事家」於一身的「張少帥」,寫得無比鮮活,其中關於張氏父子與西安事變的若干立論,仍是理解中國近現代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本書為作者有關傳記、書評諸類文章的彙編。作者以其夾議夾述的獨特文風,充滿比興,成語俚語甚或古奧的典故,隨手拈來,涉筆成趣,警句、格言、反諷、隱喻、俏皮話,層出不窮,使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海外有人譽之為「唐派文章」。

作者簡介

唐德剛(一九二○ ~ 二○○九)

  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生,安徽省合肥縣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英文原著,紐約時報系發行,大陸有中譯本)、《胡適口述自傳》(中英文版)、《胡適雜憶》(中文版)、《中美外交史1844-1860》(英文版,華盛頓大學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張學良口述歷史》、《五十年代底塵埃》、《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戰爭與愛情》(遠流)等書,另以中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百篇。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病逝美國舊金山,享壽八十九歲。

 

目錄

序∕胡菊人

自序

胡適時代,捲土重來
──胡適先生逝世二十五週年紀念演講會講稿之一

胡學前瞻
──《胡適秘藏書信選》再版序

千家駒論胡適

胡適父親鐵花先生無頭屍疑案
──重讀適之先生《四十自述》有感

〈芻議〉再議
──重讀適之先生〈文學改良芻議〉
〈附錄〉文學改良芻議∕胡適

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
──序傅虹霖女士《張學良的政治生涯》

張學良將軍的赤子之心

民國史「每兩月一章」

廣陵散從此絕矣
──敬悼顧維鈞先生

《顧維鈞回憶錄》的撰寫秘史

「西安事變」、「六一事變」五十週年
──兼談劉廷芳「說服蔣介石先生的一段內幕」

錢昌照與劉廷芳
──「口述歷史」側記

關於朱經農與劉廷芳兩函

代劉廷芳先生說幾句話

泰山頹矣
──敬悼岳丈吳開先先生

《滬上往事細說從頭》遲來的導論
──珊瑚壩迎候吳開先感賦詩史釋

「以一人敵一國」
──為劉紹唐先生創辦《傳記文學》二十年而作

最大的阿Q,最兇的閻王!
──試論《傳記文學》的責任

楊振寧.傳記文學.瓦礫壩
──賀《傳記文學》創刊二十五週年

陳其寬畫學看記
──兼論國畫現代化

又是一部才女書
──讀何慶華著《紅星下的故國》

書中人語
──序劉著《渺渺唐山》

父子之間
──殷志鵬博士編著《三地書》序

王瑩是怎樣「回國」的

白馬社的舊詩詞
──重讀黃克蓀譯《魯拜集》

知客和尚的「十一字真言」
──集「印象、半抽象、抽象、無象」於一身的卓以玉

「紐約東方畫廊」觀畫記感
──十大畫家,永不再有

讀三老「感逝」詩

《淺探》底淺探
──朱文長著《唐詩淺探》讀後

我的氣功經驗說
──從一泓止水到手舞足蹈

「公子哥」和「老闆娘」

「我犯罪了!並無解說。」
──向謝扶公與蘇阿姨致意

 

他序

  唐德剛先生把他的文章交遠流出版,承出版社的游奇惠小姐叫我寫序,我答應了。此次出版一共兩部,就是《史學與紅學》與《書緣與人緣》。猶記得在二十多年前,我為唐先生的《五十年代底塵埃》寫序,那是他的散文集,我還在《明報月刊》工作,正是精力最旺盛的壯年時期,此後歷經《中報》和《中報月刊》,再經《百姓半月刊》,至今退休在溫哥華,真是歲月滄桑。如今讀唐德剛先生這些文章,感到像是讀歷史一樣,然而又不像是在讀歷史,卻是像觀劇一樣,慨作者唐德剛先生,寫歷史猶如重現人物和事件,使讀者讀來有如親身目擊。

  這是很不容易的,這種成就,來自於作者也喜歡文學,並且也曾從事文學創作,像他早期所寫的散文,也就是《海外論壇》上的文章,便是他的文學創作,收在《五十年代底塵埃》一書裡。現在這本《史學與紅學》則是學術著作,談的是重大的歷史事件,由於作者唐德剛的文筆有文學筆底,寫得靈活,因而讓讀者不忍停下來,這就是文學筆法的功勞。

  作者在本書裡特別有〈文學與口述歷史〉的文章以及〈小說和歷史〉的講稿,據作者的見解,歷史和小說是很難分別的,以魯迅所創造的阿Q為例,社會上本來並無阿Q其人,可是又似乎是實有其人,每個中國人都有阿Q的特性,所以作者說「歷史是根據實人實事所寫的社會現象,小說則是根據實有的社會現象而創造出的虛人虛事,二者是一個銅元的兩面。」

  作者創作了一部六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那是記述他的友人所說的大陸見聞,都是實人實事,衹是格於這位友人的要求,不能用真名和實地,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開始,在紐約《北美日報》連載。這是作者所言歷史與小說有時候不可分的證明,因為除了人名和地名之外,所說的都是事實,完全符合作者所說「小說則是根據實有的社會現象而創造出的虛人虛事」的通則。

  《戰爭與愛情》這部小說,是說中國大陸上的人和事的,是從事實來反映中共的治國之道,充滿辛酸與離奇,而本書卻不是小說,而是論述,但論述當中卻可讀性甚高。其中〈「惑」在哪裡?──簡論中共政權四十年〉及〈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底秦漢根源──一九八七年在西安「周秦漢唐史學研討會」宣讀之論文〉,難得的是,雖然是在西安,唐先生仍照直講話,批評馬克思主義及中共之史學觀,是極為難得的。例如說:「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中有許多概念,例如『階級鬥爭』,便是中世紀『上帝』這一絕對真理的延續。概念既然絕對化,衹容『信仰』,不許『探索』,則科學就變成了神學。」這樣大膽的說話,是要有學術求真的勇氣的。

  唐先生雖然在美國紐約居住了數十年,然而對於中國卻是一刻也不能忘情,這固然是生為中國人的應有之義,然而如果中國不能興盛,沒有民主和自由,於海外的中國人也是心裡不安的。因此,在中共政權四十年的日子,便不得不發而為文,寫成〈「惑」在哪裡?──簡論中共政權四十年〉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裡,作者直斥毛澤東個人崇拜之不是。

  作者是歷史學家,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及紐約市立大學教書,而在哥大之時就負責口述歷史的工作,曾獲胡適、李宗仁、顧維鈞等親自口述其生平,這是非常有價值的。本書收輯有〈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一篇迄未發表的《李宗仁回憶錄》中文版代序〉,撰述《李宗仁回憶錄》事成及出版的經過。李宗仁能有機會暢談他的歷史故事,成為他晚年最重視並快樂的事件。如果不是唐德剛先生主其事,李宗仁能夠暢所欲言、深自欣慰的機會就沒有了,李宗仁與中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唐先生是做了很有意義的工作。

  《李宗仁回憶錄》是唯一有中文稿的,其他的哥大口述自傳,包括胡適、孔祥熙、陳立夫、顧維鈞、張發奎 蔣廷獻、陳光甫、蔣彝、吳國楨、李漢魂、何廉等人,均無中文稿,這是唐德剛先生個人循李宗仁之請,在正常英文撰述工作之外的「額外工作」。然而,無論英文稿及中文稿之出版,都經過相當的周折,作者在文中已經詳細的說明經過,在此就不複述了。

  不過,有一點卻不能不敘述的,卻是李宗仁的口述跟胡適的絕不相同。胡適是一位「無徵不信」、「九分證據不講十分話」的大學者、考據家,所以他向唐先生所講的話,絕大部分是可信的,可以照錄的。但李宗仁的口述卻不然,他「信口開河,不能入書」,但他有堅強的信心,認為他所講的,無一不可以寫下。這就要唐先生先做說服的工作。唐先生是用了極大的耐性,心平氣和,轉彎抹角,慢慢解釋。把與史實不符的地方,全給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寫而補充之。最初因為箍得太多,他老人家有點怏怏然,但是經過唐先生的耐心解釋,李宗仁後來也接受了。我們可以想想,這一定費了唐先生的許多功夫,而像唐先生這樣精通近代史、而又有資料可以稽查的人,才能勝任,否則,口述歷史的人又怎能心服口服呢?

  李宗仁是不應回到中國的,在毛澤東治下的歲月返回中國,實是愚蠢之極,然而李宗仁畢竟於一九六五年七月間回去了,回去的那一天及其後的數天,當然熱鬧,成為世界性的轟動新聞,北京方面亦由毛、周歡讌並妥為照顧。然而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中共內部是非常緊張的,而李宗仁夫婦完全不知。及至幾個月之後文革發生,李宗仁就被利用了。

  據說,文革一起,李宗仁被迫交出「名單」,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竟被稱為「國特」,一度被判「死刑」,而李宗仁本人竟是被慢性毒藥毒死的。此說如果屬實,真是千古奇冤。因此,李宗仁夫婦如果留在美國,或再等遲至文革發生之後,看中共更能清楚一些 當不至蒙此不白之冤 不幸李宗仁以為毛澤東的世界是新世界,他回去以後又可能有高職位,可以貽養天年,結果卒成悲劇。

  除了《李宗仁回憶錄》的成書過程做了清楚的交代以外,有篇文章也值得一提,這便是〈殺一個文明容易建一個文明很難--對漢字拉丁化的意見〉一文,這是唐先生的講演,由湯晏先生整理的。在這篇講演中,唐先生是反對漢字拉丁化的,認為是「這是大膽假設,但沒有小心求證,太誇大了,太渲染了。這種說法,我以前相信,但自從哥倫比亞大學轉來紐約市立大學教書後,就不再相信了。」

  作者舉出了很有說服力的例證,是令人欽佩的。其中以羊字為例,英語裡羊總稱為sheep,公羊叫ram,母羊叫ewe,山羊叫goat,羔羊叫la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中文我們一看字組便知字義,但在拼音文字裡便各個字不同,令人難以記認。而且主張漢字拉丁化的理由是方塊字不能搞電腦,作者認為似是而非。唐先生這篇演講作於一九八一年的年末,電腦之漢字化已經實現。唐先生以幽默的口吻說:「如果一定要廢漢字,則辦法很多,但漢字拉丁化或拼音化方案是最不足取的一種辦法,是最壞的一種途徑。因為創造一個拼音文字很難,不如來學一種現成的拼音語言,來得更方便。」這最後一點意見是消滅中文、否棄中文了,當然為唐先生所不取。

  本書還有多篇文章未及一一介紹,如論述《紅樓夢》的著作,如論讀《資治通鑑》,以及論《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及桃園縣的「下中農」的生活,等等,都是極可一讀的文章。前面說過,唐先生文筆好,極枯躁的題目也寫得十分動人,容易閱讀,這種優點是極難得的,而每篇每個問題都是為人關心的,足以為我們解惑,這是作者的高明之處。

胡菊人
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溫哥華

自序

  記得胡適之先生以前告訴我他讀書和作文的要訣。他說讀書有心得,一定要寫下來。寫下來之後,才能變成你自己的知識。

  胡老師這句話,真是深得我心。因為我自己很早便有相同的體驗。回憶自己的青少年期,我識字不久,便由雙親和塾師的引導,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寫日常見聞和讀書札記很自然的就會變成「日記」的一部分。真的,寫日記、札記最能幫助記憶。縱是忘記了,也能一索即得。

  寫讀書心得的小品,其內容有的是選自人家的著作,有的則是自己的意見。世態所見既多,書又讀得五花八門,札記也就寫得七零八落。長的札記往往變成一篇小論文,乃至自我欣賞的小創作,最短的則可能只是一兩句雋語名言。閱讀的範圍漸次擴大到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那末下筆的興趣也就隨遇而安了。

  抗戰期間讀大學,害了「發表慾」,每把這些小札記,分類編纂,然後按其性質,分別向有不同好惡的報刊上去投稿。這些小稿件,往往也被一些有好心腸而又有相同好惡底編輯們採納了,並寄來少許稿費。在那一碗豬肝麵便立刻可以減輕夜盲的歲月裡,小小的稿酬,實在是大大的鼓勵──漂母一飯,終生難忘。

  大學畢業後,在海內外也做過一陣子期刊編輯什麼的。助編、合編、輪編、主編都幹過。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年代之末,在民主聖人胡適之的策動之下,我們十來個碩士博士者流,為著宣揚民主、提倡新學,曾在美國紐約辦了三年的中文月刊叫做《海外論壇》,由大家「輪編」。那時海外作家既少,又發不起稿費,本社社員停筆不寫,外界就拉不到稿子。為趕印刷限期,輪編者就只好自己動筆了。最糟的稿荒時期,有時甚至從頭到尾,從社論到副刊,往往出於一人手筆。在這一窘迫情況之下,有寫雜文習慣的人就可大派用場了。

  我們籌辦《海外論壇》的原始目的,本是針對時艱,提倡民主。這家小刊物,雖然胡適之、雷儆寰諸前輩對它都呵護備至──雷先生竟把它列為《自由中國》的海外姊妹刊,但是《論壇》的本身確是一樁很痛苦、很深刻的失敗經驗──它失敗的基本原因是起於中國知識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傳統劣根性。古人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事實上正相反。中國知識分子之「絕」,是我們對下既能發「令」,對上也善於「受命」。可是我們彼此之間卻不能「平等合作」。我們平等合作的結果必然落得個「拳腳交加」(像台灣今日的立法院)或「按鈴控告」。所謂「中國知識分子」事實上個個都是「單幹戶」。單幹戶找不到「伙伴」(company),組織不了「公司」(company),《海外論壇》也就關門了。

  「提倡民主政治?」我們生為「中國知識分子」,「我們配嗎?」──這問題太大了,學問太深了。哪是「全盤西化」這四個字可以解決得了的?個人自慚不學,自慚淺薄,也就不再造次以漢語來寫「時文」了。是「失敗主義」在作祟吧,一停筆便幾乎停了二十年!

  二十年不是個短時間。任何一種文字,你如丟下二十年,重提筆桿你會覺得這枝筆其重無比;用這枝重筆你也會寫得別字連篇。

  既然拋荒二十年,為什麼又重董舊業、再作馮婦呢?這就不能不感激劉紹唐、胡菊人這兩位與我有「相同好惡」的大編輯了。

紹唐最初派給我的是一項中文翻譯工作。他要我把早期用英文寫的《胡適自傳》翻譯成漢語。這項翻譯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幹的。但是這位長於辭令、善於派工作的劉傳記卻說,胡適是位歷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師,別人如把他的英文自傳譯糟了,你不好說,同時對你也不太好。我仔細想想紹唐之言實在大有道理,心裡一直很矛盾(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翻譯自己的著作上),最後還是承擔下來了。一翻兩年,竟然變成劉傳記「野史館」內的「野史作家」了。「野史」原是寫不盡的。在紹唐兄不斷的鼓勵和領導之下,胡適傳記之外,歷年治史心得,想到適之老師「寫下來」之遺訓,一時亦竟如脫韁野馬,一發難收,十餘年來又寫了數十萬言。

  這些不成系統的隨筆札記之作,值不值得選輯成書、保留下來?我自己一直也是很矛盾的。個人數十年之所學,不及先師適之先生之什一。胡適二十來歲便暴得大名,思想已成定型,從心所欲不逾矩,一輩子沒有變動,死而後已。然而我這個不爭氣的學生,雖已年逾古稀,而思想卻時時「逾矩」。個人學殖淺薄,固然是主要原因,然數十年來歷經憂患,國破家亡,閱歷之多也一言難盡,而古今中外,名儒碩彥又插架琳琅,做到老、學到老,我掌握過幾家學說呢?值此諸子起、百家爭鳴的開放年代,余小子如不知輕重,自覺對國事民生已掌握到答案,自己思想已有定型,豈非妄自尊大?

  我個人雖不敢說像梁任公「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然在此十年千變的大時代中,不斷觀察、不斷思考、不斷摸索、不斷讀書的求答案心情,則數十年未稍輟也。既然尚在摸索,難成一家之言,則「藏之名山」亦且大可不必,自出選集就更是犯不著了。此吾心理之所以矛盾也。

  但是「人」畢竟是社會動物。你自己個人之外,還有家庭、親友和社會大眾對你的影響。劉紹唐先生是我的摯友、編者和發行人。多少年來,他一直要為我出本「唐氏四書」(因為他已替我出了三本書);而我個人則因為事忙人懶,始終把好友諍言當成耳邊風,沒有抽出時間,和他認真合作。

  最近我的另一位老友陳宏正先生也要替我「出書」。他這出書的行動,比我這位疏懶的作者本人,更要認真十倍。宏正是一位有至高成就的企業家,而近年來在海峽兩岸的文化界卻是無人不知的怪傑和「文化大護法」。他把他辛勤得來的企業利潤,不用之於吃喝玩樂(他個人生活實在簡樸不堪),而用之於文化事業──尤其是推動「胡適學」的研究。近年來海峽兩岸所召開大型的有關胡適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講演會」、「論文競賽」和「胡適百歲紀念郵票」之發行等等,幾乎都是陳君一手推動的。在這「七十子亡而大義乖」的沉悶時代,胡老師地下有知,對這位與他毫無關係的小崇拜者的義舉,該會由衷的感激吧。宏正知道我是一個頗招物議的「胡適小門生」,因而他也就極力勸我把零星舊作,拼起來「出書」。他甚至主動地把拙作搜出若干篇,編好目錄,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真令我惶愧不盡。我的這些不成系統的舊作,泰半都是在《傳記文學》上發表的,《傳記文學》享有版權;劉紹唐兄乃請該社執事先生再事搜羅,由紹唐親自主持,分編為兩卷。有關史學與紅學者,編入《史學與紅學》;有關傳記、書評諸纇,則編入《書緣與人緣》。這兩卷書名也是紹唐代取的。

  傳記文學社諸執事都是當今最有效率的出版工作者,他們不但把拙著雜文編排妥當,並打出清樣,三校竣事,登出預告。如撳動電鈕,則旦夕之間便已書在坊間矣。然社長先生客氣,純為禮貌問題,他要我這位作者於出版前看一下大樣。孰知他卻高看我這個馬虎文人。我把這萬事俱備的出版樣品帶回了美國。一旦走入課堂,教起書來,便把我自己的書稿擱下了,一誤經年。

  紹唐知我拖拉的個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則是個著重效率的現代企業家,他對我催書則函電交馳。有些對我過譽的讀者,看見預告之後,也寫了些熱情洋溢的催書信函,讀之令我臉紅。本年十月,我又攜眷返台。自知實在不能再拖,乃把沉重的樣稿揹到北京、揹到瀋陽和避暑山莊,最後揹回台北,原封未動的還了劉紹唐。

  紹唐沒有責我。然而我自己卻每好事後自悔自責。承兩位老友及讀者如此高看,而我個人則「不識抬舉」一至於此。因此寫這篇小序算是向老友磕頭賠罪。並向愛護我的讀者們報告這兩本拙著遲遲出版的來龍去脈,敬祈海涵,並請嚴厲指教。

  至於胡菊人先生替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小書《中國之惑》,那就更說來話長了。

  我認識菊人三十多年了。在五十年代末期,他還是個青年。那時他和他那位美麗而甜蜜多才的女友,原是我們「海外論壇社」在香港編輯發行的總代理。我和他二人真是魚雁常通、情同手足。菊人「妻宮」極好。後來他和另一位甜蜜美麗而多才的劉美美嫂結婚,他以前的女友也嫁了我的一位極好的朋友,我們三家仍保持著通家之好,直至今天。

  《海外論壇》之後,當菊人接編《明報月刊》時,不久我們又有了職業上的聯繫。原來我在五十年代末期曾寫了一部《李宗仁回憶錄》的中文底稿(是專給李宗仁看的)。這一底稿後來由於李宗仁自美「潛逃」而被哥倫比亞大學所「查封」。一封十餘年。至七十年代中期哥大當局恩高德厚,竟將原稿發還予我,並允許我「覓商出版」。這一下我同菊人才又搭線了。

  菊人這時正主編《明報月刊》而譽滿海外。他得到有關李稿的消息乃爭取該稿的首印權和連載權。我們雙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當局則因此稿部頭太大、複印困難而遲遲未能交出。在我二人都有點失望的情況下,我們也時時提起了《海外論壇》的往事。菊人說,暫時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單獨替《明月》寫寫稿子嘛。

  這是一九七六年的春末。也是「無巧不成書」,我這時剛有位搞圖書館的朋友送我一本大陸上(文革時代)官方出版、「內部發行」、每本書都編有特別號碼的「秘籍」,叫《毛澤東思想萬歲》,分上下兩卷,都百餘萬言。

  這本大書太精采了。它所記載的才是貨真價實的「毛澤東思想」,它所規劃的才是具有原來面目、亂頭粗服的土老兒毛澤東。這本「禁書」太可愛了,以它和坊間精裝的《毛澤東選集》相比,則《毛選》只是一部裝模作樣、令人作嘔的偽書。

  愛不忍釋之餘,這年暑假我攜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攜此書為唯一「度假書」。當妻女去市場購物、樂園玩耍或夜晚就寢之後,我就陪「毛主席」娓娓傾談了。這本書是毛皇帝晚年的「實錄」。毛氏晚年被人捧昏了,不知自己多麼睿智偉大。信心大了,嘴巴也大了。原先作詩還怕人笑話。作起來講四聲、工對仗,不敢馬虎。現在「放屁」也可入詩了。以前談馬列、攻胡適還吞吞吐吐,怕露出馬腳來,現在胡說亂語,也自覺無傷大雅了。總之,這本書展示出真正的毛澤東。它也幫助了我們更深的去探索「中南海」的真相。文革時期,毛公口口聲聲的說,文革只預備搞半年就結束。但是文革終於演變成「十年浩劫」。何以由「半年」延長到「十年」呢?讀實錄之後才恍然大悟--噢!原來是毛氏膽大妄為,發得出,收不了。「十年浩劫」是「收不了場的結果!」嗚呼!

  搞歷史的人,抓到一本「奇書」或「秘籍」、「禁書」,是放不下去的。我把這百萬言鉅著細細的咀嚼了。從紐約咀嚼到渥太華,再從渥太華咀嚼到紐約。習慣支配我寫點「札記」。一動筆,不得了,也變成了老毛的文革──「收不了場」,一下便寫了六萬五千字。

  「寫了這大堆垃圾幹嘛呢?」靈機一動,小胡不是要我寫稿子嗎?這不是稿子嗎?──這是一包大垃圾,但其中或有點可用的材料──有「新聞價值」嘛。足下可選用則選用之,不可用則拿去抹抹桌子,丟掉它。

  函去不久,我就收到菊人的回信。菊人說,他把這包稿子和「他的老闆」一道看了。他二人決定「全部採用」。菊人的來信使我感到驚奇,也感到尷尬。驚奇的是編者和作者臭味相投到如此程度。尷尬的則是,哪有這樣長的「書評」呢?縱使是評「毛主席的書」。再者,我評了些啥子,我自己也糊塗地記不清了。

  我這篇書評後來在《明報月刊》竟然連載了半年,才由《李宗仁回憶錄》出來接班。還有,當我撰此稿時,毛澤東還健在;四人幫的鋒頭正健。到《明月》刊載時,毛是已短命而死,四人幫也已鋃鐺入獄。因此在行文口氣上,就要煩編者酌量修正了。

  在編排次序上,菊人也做了新安排,以配合每期的文氣而避免「連載」的枯燥。至於作者姓名,我們也同意保密。因為我的「八十老母」還健在故鄉。在海外亂評「毛主席的書」不是鬧著玩的。

  一轉眼十來年過去了。國事滄桑幾變,而菊人亦自《明報》轉《中報》,後來自辦《百姓半月刊》。在「六.四」的前一年,菊人兄忽然提議要把我當年那篇「書評」配上若干近作來出個單行本。說做就做,他編排、打字、校樣,一切也都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也是為著循例送作者一觀把校樣寄給了我,而我事忙人懶,竟至一拖兩年。最後還是原封未動還給了菊人。其後由陸鏗兄寫了篇序,並代取書名《中國之惑》,兩個禮拜就出版了,但是這部校樣在我的辦公室卻躺了兩年,為此我自己也無法原諒我自己。真也要向菊人伉儷磕頭才對。書此以誌吾過,並感激老朋友們的好意。

  以上便是這三本小書《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及《中國之惑》從撰稿、發表到編印成書的大略。它們都是作者平時意到筆隨、札記性的零星作品之彙積。沒有顯明的系統,也談不到深度。不過筆者漸入老境之時,數十年國仇家難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潤;半輩子教讀異邦、心懷故國的感慨,發而為文,也不能說沒有發憤之作。只是我祖國文明深厚,當前世界學問無邊。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終日栖栖遑遑,追隨群賢,日夜進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點滴之得,故步自封?賢達讀者批覽我書,如不遺在遠,隨時惠函辱教,則企拜不盡矣。是為序。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三日於台北南港

 

內容連載

廣陵散從此絕矣
──敬悼顧維鈞先生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午,我正拿著粉筆走向教室,系秘書忽傳有「臺北電話」,那原來是金恆煒先生打來要我寫一篇「悼念顧維鈞先生的文章」。

「顧先生去世了!?」心頭為之一怔。臺北已知道了,而我近在咫尺,卻未見消息,所以感到愕然也。

顧先生自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他二十五歲在哥倫比亞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出任外交部和袁世凱大總統的機要秘書始,至一九六七年近八十高齡,自海牙國際法庭退休止,盤旋於中國政壇底最高階層,先後五十餘年,未嘗間斷。直是一生顯赫、福壽全歸,不特是中國近代史中所未有,即在世界近代史中,除邱吉爾一人之外,恐怕也難找到第二人了。

先生今以九九高齡,無疾而終,這在傳統中國,原叫做「白喜事」。親友晚輩,本無悲傷之必要。祇是顧公的門生故吏、晚輩親友,近數月來,正準備明年為老人慶祝「百齡嵩壽」,孰知餘時不過數月,老人卻「避壽」而去,終不能不使晚輩感其哀悼也。

筆者之認識顧先生,進而成為顧氏的助手,還是由我那老本行「口述歷史」開始的。在五十年代之末,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學部」一共只有兩個「全時」研究員,那便是已故的夏連廕(蓮英,英文名 Julie How)女士和我。但是這時正在大陸變色之後不久,寓居紐約附近、頭一號的中國政治難民,真是一列地道車,如何載得起!這對我們搞中國近代史的來說,也真是多彩多姿、美不勝收──只要這批歷史製造者,紆尊降貴,有意與我們合作,那我們無不歡迎,工作再繁重,也得撐持下去。

顧維鈞先生在一九六○年初有意參加我們「口述歷史學部」之後,校方原是指定 Julie 擔任訪問。Julie 工作本就相當重,加以她又是位美而多財的千金小姐,家資萬貫,不靠薪金過日子。搞歷史本是她底「消遣」,弄得做工如救火,她是不肯幹的──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連廕在訪問了顧少川先生童年事蹟以後,她嫌太忙太累,就輟工不幹了。

我那時比連廕還要忙。但是「顧維鈞」這個名字,對我的誘惑力太大了。搞中國近代史怎能和「顧維鈞」失之交臂呢?加以在「北洋」時代,顧總長、顧總理和黃蕙蘭夫人,還住在「鐵獅子胡同」、「陳圓圓的故居」時,我家的一些長輩,包括我那在法國留學的姑母和姑丈,都認識他們。自我家長輩口中,不知聽了多少顧總長的「傳奇」──那時的「顧總長」這三個字,對個小孩子是多麼遙遠啊!?

如今這位「鐵獅子胡同的顧總長」就近在眼前,這項傳奇,何能放過?我自連廕處取過錄音帶,就和「顧總長」攀談起來了。顧總長對我的接班,也大為高興──因為我對「民國史演義」也大有研究。搞起「直系」、「皖系」,尤其是後者,也能如數家珍。顧總長提到吳景濂,我就說「吳大頭」;他說「國會議員」,我就說「八百羅漢」;他說「張嘉璈使他過不了中秋節」,我就把《張公權回憶錄》拿給他看,並告以張公權先生親口對我所說的,關於「中秋節」事件的經過;他提到馮玉祥「倒戈」──此事當時傳說是「顧維鈞假扮婦人,逃往天津」,我便告訴他黃郛是主謀,黃沈亦雲夫人則躲在北京公館做「內應」。

「黃沈亦雲夫人告訴我,這件事是『首都革命』呢?」我以英語向當年的總長、攝閣,提出如上情報。

「黃太太那時也在北京?」顧公始終以英語問我。

「怎麼不在呢?」我說,「黃夫人徹夜不眠,還不時把電燈開關扭動,看看北京是否斷電呢?」

「啊!原來黃太太也是叛徒的『共犯』!」他說了也笑起來。總之,顧總長對我這位助手,對稗官野史之熟悉,足使他大為欣賞──他底故事,也找到了如響斯應的傳人。

一次顧氏把「金佛郎案」當中一段故事張冠李戴了。我更正了他的錯誤,顧公不服,並說「事如昨日」也。我取出「顧總長」當年自己簽署的文件,來再次反證,顧公才服輸。

「唐博士,」顧總長安慰我說,「這一章是錯了。下禮拜,我倆重行寫過。」

顧總長和胡適大使及李代總統不同。胡、李二公遇我如晚輩、如子姪,親如家人。顧公可能是久做外交官的關係,對任何人都文質彬彬地,保持一段禮貌上的距離。我隨顧公三年有奇,他未叫過我一聲「德剛」或「TK」。每次我往謁見,他總是站起來和我握手,叫我Dr. Tong,顧公告我,當年他的上司陸徵祥對他總是如此。做職業外交官的人多半是如此吧。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1. 新書
    79
    $237
  2. 新書
    79
    $237
  3. 新書
    79
    $238
  4. 新書
    85
    $255
  5. 新書
    9
    $270
  6. 新書
    9
    $270
  7. 新書
    9
    $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