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生命、作品、作者——一個作者的誕生 劉國英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生命是一部小説」（“Lavieeatunroman.”），這是法國人喜歡説的口頭襌，意謂生命充滿傳奇。在十九、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家輩出，她∕他們的作品中時常有傳奇人物。不過，一個專業作家的生活不一定多姿多彩，例如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長篇小説《追憶似水年華》（Alarecherchedutempsperdu）的作者普魯斯特（MarcelProust），就因自幼體弱多病，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閉門寫作，他的生命談不上什麼傳奇成分。事實上，絕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刻板而平淡，現代法國人就有另一句口頭襌：“métroboulot,dodo”——「上車、上班、上床『就寢』」，生活沒有任何驚喜。普魯斯特自己就認為，透過一個作者的生平去理解一個作品，並不是欣賞藝術品的最佳途徑。我們被《紅樓夢》中眾多人物的鮮明個性、整體的精彩佈局和每一場景的細膩描寫所吸引，但我們對曹雪芹的生平所知不多。我們對老子和莊子的生平更幾乎一無所知，但無阻我們對老莊著作的基本理解和欣賞。所以，「生命是一部小説」這句説話，對我來説一直都只是一種修辭，沒有什麼實在的直觀內容。但自從讀過何式凝這部傳記體作品後，我的想法完全改變。式凝的生命，就是一部小説。
我看的是英文稿，式凝以最自然的、也是最率直和大膽的筆調，把她自從成年開始、影響著她此後生命的最重要的人和事記錄下來。這種不作修飾的直描筆法，有一種難以抗拒的力量。我一句接著一句、一段接著一段、一章接著一章讀下去，一幅一幅生活圖像在我眼前打開，它們編織成一個又一個不斷發展的情節，扣人心弦，我完全沉浸其中。但同時，在我心靈深處，它們激起了我的反思，它令我不住地反問自己，反問我的人生，反問生命本身。
這是一個真實的生命故事，比我看過的小説都要真實。它的作者是何式凝，一位我認識了剛好二十年的朋友。二十載的友誼，讓我相信我對式凝有一定的認識，她是一位個性獨特、有非凡勇氣以及過人膽色的現代女姓。但擺在我眼前這部小説的作者何式凝我認識嗎？不，我從不認識這樣的一位作者；我只是剛開始發現作為作者的何式凝。
人們常常以為一個作者創造了一個作品，但在作品出現之前，有作者存在嗎？當然，我們常常會從作品中分析它所表達的思想、它所承載的經驗。我們説，這作品反映了作者的某種思想，傳遞了作者的某種經驗。但是，倘若沒有作品，這樣或那樣的思想或經驗能被傳達嗎？換句話説，要理解一位作者，離不開從她∕他的作品入手。若要回答「何謂一個作者」的問題，必須同時回答「何謂一個作品」的問題，亦即過問：一個作品由哪些元素組成？這些元素是同質的還是異質的？它們之間搆成怎樣的關係？這些關係是依於怎樣的規則建立的？它們是否體現了某些內在的、特有的形式？作品是小説（fiction）(內容基本上是虛構的)、歷史小説（historical
novel），抑或傳記（biography）(後二者都以某些真實的人和事作為敘述的對象)。此外，我們可以對作品的寫作手法和寫作風格進行分析。經過這種種對作品從事分析的工作之後，我們就可以回答關於作者的問題：這是一個什麼類型的作者？她∕他的寫作手法和寫作風格為何？因此，關於一個作者作為作者的身份（identity）問題，不是從她∕他的出生證書獲得回答，而是從她∕他的作品中獲得回答。即使關於一個自傳的作者的身份問題，也只能在作品中的敘事（narration）己中找到答案。只有透過敘事，才能把圍繞一個生命的眾多面向的活動、變化多端的經驗、起伏不定的各種思緒組織起來，依一定的方式排序，把豐富的情節在一個敘事結構中連繫成某種可以被領會、以至被把握的統一意義，讓生命這一個複合體顯現成某種統一性——一種多元中的統一性（unity
in plurality）。這樣的植根於作品的敘事的回答，才是關於作者之為作者的身份的回答。
式凝的生命故事，是透過述説她和圍繞她身邊的人、她所愛的人，以及愛她的人的關係逐漸展開，匯聚交織而成的。這個故事如斯甜蜜，也如斯痛苦；如斯悲愴，也如斯美麗；它充滿崇高感和壯美感—這裡面的愛情故事，完全不能以尋常的愛情故事比擬，它超越了任何可以想像的界限。它令你不安，它令你顫抖；但你不由得佩服。有多少人敢於投入如斯真實的生命中？
五十自序 (節錄)
「我係何式凝，今年五十五歲。」
這句話是我在二〇一三年「何式性望愛」多媒體劇場説的最後一句對白。我在劇場演鐸了自己的愛情故事。然後，用了這句話作結尾。導演鄧智堅説：「如果你覺得不好，可以刪掉這句！」他這樣説令我反而覺得不好意思，唯有硬著頭皮説：「可以！沒關係，其實可以的。」每一場説到這一句，我都想哭，雖然年齡不算是我的秘密，但我也不想在一個公開的場合，面對這麼多人大聲説出來。
從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變成五十五歲。怎麼轉眼間就一把年紀了？在我心目中，我只不過是三十來歲，怎麼會是五十五歲？我怎麼會這麼老呢？欲哭無淚。
二〇〇七年，我差不多五十歲的時候，覺得「好stuck」，對前路十分恐懼。學術上的出版稍微有點起色，一切尚算順利，但總覺得走不下去，突然想放開一切，特別是擺脱學術的規範，自由一點地寫一些自己想説的話。幾經辛苦，申請到亞洲領袖學人計劃（Asia leadership Fellow Program），可以去日本作文化交流和生活一段時間。
男友Louis在日本，我就想去日本。
藉著這個機會，我開始了一個「自由寫作」實驗，我接受了中學同學Virginia (伍淑賢)的建議，帶著幾個英文字——vacation、marriage、sex、illness、dwelling、big institution——踏上旅程，走進六本木國際文化會館（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的圖書館。
「啊！這不就是我夢想中的圖書館嗎？」
那裡地方不大，可以看到花園，而且還是一個日式庭園，太好了！每天交流以外的時間，我就在那兒寫作。
期間，有人問我有沒有擔心過自己只不過是五十歲，怎會出版自傳？我也不是什麼名女人，怎會出自傳？五十歲的女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很多事情還未想清楚，怎配得上寫自己的傳記？開始時，我並沒有為這些問題覺得擔憂，因為我認為自己只是在寫「essay」。我只想寫十篇八篇文章，然後結集成一本書，就像回到學校要寫essay而已。向來寫essay不是都用英文寫的嗎？於是就用英文寫了這本書。
也有很多人都問我為什麼用英文來寫自己的故事，真是無言以對。只可以説二〇〇七年當我開始這計劃的時候，我只想用自己較為方便的方法，把很多感想「嘔」出來。很多説話，如骨鲠在喉，真是不吐不快。很多經歷無法忘懷，連説都説不來，只好「扣喉」把它們吐出。更準確地説，或者是心有戚戚焉，不知向誰傾訴。唯有在想像中建構一個願意聽的人，向他∕她一五一十地訴説。
二〇一三年，Virginia生病了，令我們猛然醒覺，沒有人知道自己的生命有多長，自己的健康狀況是否能使自己在晚年有機會進行這樣的寫作和檢討，我們很慶幸在二〇〇七年，當我們還是年輕健康時，開始了這一個計劃。如今Virginia已經完全康復，她的小説《山上來的人》（People from the Mountain），也即將出版，我們一班中學同學都替她非常高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