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藝思想與文化政策中

　　「文藝從人性，從國民性來的。我們應當從人性來建立我們的文藝，從國民性來建立我們的文藝，在這個文藝上，我們全國人民對自己人的地位有新的覺悟，對自己國民的傳統有新的認識與自信。」──徐訏，〈人性文學與黨性文學〉

　　《在文藝思想與文化政策中》一書是徐訏根據長年累積的深厚文史哲涵養，延續前作《現代中國文學的課題》當中的筆法，提出自己對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文學的評論。本著涵蓋範圍從清末至一九五○年代，特別針對國民黨與共產黨等不同意識形態底下的諸多文人與文藝思想，給予精闢的褒貶評論。

本書特色

　　@作者徐訏被文學評論家譽為「文壇鬼才」、「海派宗師」
　　@徐訏在寫作本書的一九五○年代便透徹的分析國民黨與共產黨兩黨黨性差異與對待文學、文人之態度差異
　　@精闢的評論中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各黨各派之文人、文藝作品的背後核心意識，以及文藝與政治的互動關係
 

作者簡介

徐訏（1908-1980）

　　生於浙江慈谿。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續修心理學二年。負笈歐陸，因抗日軍興中輟學業；回國後在上海主編《人間世》、《作風》等刊物；作品《鬼戀》問世，受文壇矚目。一九四二年赴後方，曾執教中央大學（重慶），並發表長篇小說《風蕭蕭》。旋任《掃蕩報》駐美記者，返國後任《和平日報》主筆。一九五○年移居香港，迄至一九八○年謝世，筆耕不斷。其間曾創辦「創墾出版社」，及期刊《熱風》、《論語》、《幽默》、《筆端》、《七藝》等；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前身各書院及星加坡南洋大學執教，並任香港浸會學院中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等職。各種作品都二千萬言。

人性文學與黨性文學
 
一九五○年列寧在〈黨的組織黨的文學〉一文說過這樣的話：
 
無可爭論的，文學事業不允許機械的平均、劃一、少數服從多數。無可爭論的，在這種事業裡無條件地必須保證個人的創造性，個人所愛好廣大領域―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大領域。
 
這裡很明顯，列寧的專政還是希望有點真正的「文學事業」的。而真正文學是無條件的需要個人的創造性的。中共對於列寧一切的話都引用到了，獨獨對於這句話，始終沒有人引用，一直到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大家才把它搬出來了。這原因，很簡單，即便是共產黨，也感到「文學事業」已經在「機械的平均、劃一」的統治下變成完全死僵了。
 
《人民日報》開始說出共產黨對於文藝領導的偏差：「……有的採用簡單的行政方式去領導。甚至不顧作家具體條件和創作意願，主觀地生硬地規定題目題材，作品式樣和創作時間，向他們『訂貨』，並且對作家的作品實行任意的修改和輕率的否決。」
 
他們開始認為「目前文學藝術界最迫切的任務，就是用一切辦法來鼓勵創作、幫助有創作才能的作家走上創作的崗位、使作家的創作活動和作品的發表（包括出版表演放映和展覽）得到必要的便利條件和親切的關懷、鼓勵作家和藝術家堅持不斷的創作和表演、使好的作品和表演能夠得到廣大群眾的欣賞和得到國家的鼓勵。……」
 
於是在自由世界中，就有人幻想中共感於「文學事業」的萎縮，會改變政策要求創作活動的自由了。但是，這只是一種幻想，因為在以黨為領導的文化政策是決無自由的。列寧雖是想在文學事業中保證個人的創造性，個人所愛好的廣大領域，但也只是一個幻想，文學事業在黨的領導下始終不能有「個人的創造性」的。且不說別的，這裡所說的「好的作品」是什麼標準呢？這些作品裡可以批評「共產黨」嗎？可以說「蘇聯是侵略」嗎？可以說「毛澤東是獨裁」嗎？可以說「共產黨是統治階級」嗎？決不可以的！為什麼呢？因為接下去他們就說：
 
在文學藝術團體中工作的黨員，必須嚴肅地服從黨的領導，必須和有些黨員文學藝術家脫離黨的領導、違反黨的紀律、在工作中缺乏黨性的惡劣傾向進行堅決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