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起
官方意識形態操作與日常實踐現實的悖論
一
中國男女地位不平等，自古就有片面要求女性在一生三種社會角色扮演上，要依從男性（「三從」），而在勞務付出上，要謹守「男主外，女主內」分工原則。這在帝制時期，更形成國家意識形態，由國家部門（包含代理它的文化菁英）全力播放。到了公元第三、四世紀，更是大為加碼，對女德要求，只許一生結婚一次，這是說女性一生只能有一位性伴侶，而且是在婚姻條件下。萬一遭遇性暴力，為了這突發強加的性關係，女性只有以死捍衛清白。從三、四世紀直到十三世紀，國家及其代理菁英打造以上「節烈文化」，成效有限。但十三世紀蒙古人殖民統治中國時，因引進蒙古婚俗：「收繼婚」，意外導致中國婦女遇夫死亡，群趨守寡一途，否則就要改嫁給小叔。這造成守寡風熾，寡婦量暴增。時為十四世紀事。到了十六世紀中葉，女性在因應性侵後處境上，群趨赴死以衛貞節一途。這造成貞女烈婦數陡漲的現象。至此，以國家權力為根基的節烈文化推動，看樣子大獲全勝，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二○年代才全面退潮。
二
在片面要求女性守節上，國家享有話語權，幾無任何形式上的針對性言說，可與國家抗衡。如此，女性只能遵從節烈規範一途嗎？筆者認為未必。在表面可見的文化領域裡，我們的確看到，支持節烈文化態度的行動者，幾乎成為促進婦女守節的強大奧援。這些擁節烈文化的人中，有私人領域的父母和公共領域中的在地知識分子和官員。但父母在對待自家女兒和別人女兒（即媳婦），於實踐節烈規範上是有矛盾的。父母總是流於寬待自家女兒，而嚴待別人女兒。當女兒遇夫亡或遭性侵，為人父母者不是熱衷幫女兒再嫁，就是極力掩蓋女兒受到性侵的事實。反過來，父母成為舅姑，在遭遇兒子死亡，或是媳婦慘遭性侵的關頭，這時的父母多半要求媳婦守寡在家，或是殉節以榮耀家門。父母對節烈規範，要求女兒或是對待媳婦，產生嚴重悖論。
這樣的文化悖論，關係到中國在實踐節烈上，是依託國家去創造或再創造新的習俗，這是顯性的。相形之下，反對實踐節烈文化，是一種委婉而暗地的反國家文化政策，但它是以一種隱性的方式存在於日常生活當中。反節烈實踐的，可追源到十三世紀之前中國根深蒂固的舊習俗。那時節，婦女在婚姻和家庭文化領域中，擁有較大能動性，可以夫死再嫁，更甚至夫在因協議離婚而改嫁。而不幸慘遭性侵的女性，社會也能有所包容。
三
實踐節烈的風行，是後生物事，它們並無法吞噬以前不實踐節烈的舊習俗。然而，實踐節烈由國家以正規管道在強推，使它居於明顯可見的正統文化位置上，而無視節烈的舊習俗，要在日常生活場景上存活，只能以流入地下方式繼續操辦。而就在出版和印刷這一文化區塊裡，讀者只能讀到實踐節烈的故事和思想，節烈的能見度和曝光度籠罩整個出版市場。這造成今天我們所習知的節烈風熾的假象。
事實並不如此。拒／抵反節烈的舊習俗並沒有在節烈風熾的近六百年完全絕跡！它們是存在，只是不被紀載，人們就誤以為，拒／抵節烈的具能動性的婦女早已一去不復返。
這一顯性新習俗與另一隱性舊習俗之間的拉扯，是筆者大膽提出的假說。在此之前，前賢多以線型直線史觀去觀察中國官方提倡、實踐節烈規範這段歷史，多認為節烈文化至明清時代而大倡。可是，筆者經研究指出，一方面擁節烈文化者在明清時代固有亮眼數字表現，但比之反節烈文化者量體數之不盡的天文數字般的黑數，只是小巫較大巫。沒錯，這個反節烈文化的黑數，是不易被查知的。筆者是經由一些線索才逐漸認清，舊、新習俗形式其呈現方式，是以反節烈文化和擁節烈文化的可見格局在拉扯之中。這是對節烈課題的一種新的詮釋。
四
在筆者長年研究打造節烈文化這一議題過程中，逐漸懷疑不實踐、或反對實踐節烈規範的力道，相當巨大。當然，這是一點一滴地摸索，才逐漸清晰的。最早，筆者接觸十一世紀以前，各式節烈文本的製作，確定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節烈規範，其在社會受到遵行的情形，並不踴躍。相反地，父母對於女兒遇不幸婚姻的處理，多半成功幫助女兒改嫁、或再嫁成功。這是生活現實風行的，是站在與官方倡導節烈的對立面。易言之，生活現實的習俗與官方倡議的高標女德其話語，形成巨大反差！這是一個重大發現。另一個重大發現是，官方製作的節烈文本，在抗拒性侵這一情節編織上，摻有造假的手法。亦即，敘及女性在受辱當頭，會有餘裕辱罵施暴者的文化卑下，或不文明。這番話，筆者特稱之為「文化罵戰」。筆者直接拆穿，文本作者是事發現場的缺席者，不可能得知受害者向施暴者如何振振有詞。文本作者這種造假的伎倆，相當不合情理之甚。特別是施暴者為非漢族男性的話，他們如何聽懂文明的漢女在向其作文化喊話的內容呢？
之後，筆者注意到明代有一種專門訓練少男成為繡花婆的學校。這些少男畢業後，專事出入大戶女兒閨房，名為教少女繡花技藝的「女紅」老師，實為趁機偷香竊玉的淫棍。這種類型的性侵事件，均因苦主是地方名望者流，加上此類「家門不幸」之事不為外人所知，這種本應是城裡人們談資的不幸事件，都被苦主給掩蓋下來。這些苦主掩蓋行動的本身，意味著他們是反節烈規範的行動者。苦主家庭的父母為了女兒將來幸福計，寧可假裝女兒沒發生過任何不幸。所以，在父母和女兒合謀之下，他們面對女兒受性侵事件，決定要求女兒切莫實踐節烈規範。在帝國四處遊走的淫棍通常得售所圖，從未付出過受懲的代價。但有位淫棍例外。他叫桑冲，在明成化年間被官府查獲。在招供之下，他於十年遍遊三省過程中，性侵一八二位大戶閨女！官府更從他身上，查知他受訓學校校長也是性侵老手，並訓練不少徒弟。而桑冲於犯案前先訓練七位徒弟，這才下山各自分途去獵艷的。筆者稱此女紅男校為淫魔派。他們荼毒天下、毀盡多少良家女名節，卻始終逍遙法外。這是筆者找出不實踐節烈舊風俗的一大突破口，這表示官方意識形態穩居優勢地位的同時，反官方意識形態的舊風俗，仍然頑強存在著，而且以流於地下的策略雄踞在日常生活現實中。支持節烈規範的文化菁英有著官方護持、表面上取得話語權，但日常實踐上暗中存在反節烈的舊俗，兩者各有文化領域，且做到「河水不犯井水」的平衡態勢！筆者必須指出，不實踐節烈的黑數，恐大過節烈實踐者的正數，還多得多。去調出明清龐大實踐節烈數據，說超過之前實踐數據，便斷稱明清節烈文化風盛。這是研究此一議題的一大迷思。
又一個發現不實踐節烈規範的突破口，出現在戰地常見的敵我雙方從事超限的姦淫擄掠女口的作為，在戰爭結束後，龐大受俘女性等待官府遣送回籍安置。這些戰地受俘女性，意味受過性侵卻倖存下來，而成為日後官府戰後善後的一大行政負擔。筆者特舉清初三藩之亂期間，于成龍先後任湖北黃州知府，以及福建按察使任上，我們看到于氏於戰後安輯流亡行政措施中，有大量遭俘婦女需要他去從事送返原籍的安排。在戰地裡，湖北迄未出現一則節烈故事，而福建留下數十則節烈故事，這讓筆者警覺到事情原委或許如右：戰地即令遺有實踐節烈的樣本數，但比起不實踐節烈如天文數字般的黑數，可是相形見絀了。
第三個發現不實踐節烈規範的突破口，是筆者從文化菁英中，有同情夫亡和受辱經驗的婦女，主張不應殉死蹈節，而應回歸儒家根據「三代」歷史經驗，是不作興實踐節烈準繩的。這是筆者發現，敢跟官方意識形態嗆聲，且不以不守節為非的，是比較符合日常現狀文化者。這位代女性發聲者是歸有光。像歸氏比較傾向不倡導節烈的人，還大有人在，在清初有幾位。前述于成龍雖未明白表明立場，但從他靜悄悄安置女俘的工作表現看，他應與歸有光懷有相同立場。這類文化菁英只做不說，但站在反官方意識形態立場則昭然若揭。
據上析論，首先，筆者傾向說，可能還會有一些揭發日常現實為反節烈的突破口，等著研究者去發掘。一旦證據舖天蓋地而來，我們對明清政府倡導節烈、以及社會實踐節烈風氣的方方面面，才會有更精準的掌握。一言以蔽之，舊、新兩風俗，分別代表日常生活現實的一面，與官方意識形態握有話語權、想去創造和再創造新女德的一面，其實雙方各有地盤，只是一暗一明罷了。
其次，國家及其文化菁英代理人，在擁有權力優勢上，強推節烈規範，使之成為新風俗。表面上看來，社會上不存在挑戰節烈價值的聲息，節烈價值有著望風披靡的立基。其實，反抗是存在的，抑且不實踐節烈的慣習（habitas）是暗中進行的。這部分彰顯了女性能動性的一面。她們更受到一些實質的社會奧援，諸如父母和少數文化菁英借先秦儒家之勢使力，因而並非孤單且完全無助。在性別文化一區塊，以國家為主導力量，想要更逼迫婦女受到控制，但日常生活現實面則守住先前偏向男性的「三從」之義，與男外女內分工這一底線，不使之再往下墜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