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

「斷裂社會」中的知識分子（編者序） 許紀霖
知識分子：在漂泊中尋求歸宿 黃平
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 余英時
中國古代儒家知識分子的結構與功能 杜維明
關於士大夫的「二重角色」 閻步克
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的命運 徐復觀
中國知識分子 錢穆
論「知識階級」 費孝通
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形象的轉變 王沉森
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 羅志田
20世紀初年知識人的志士化與近代化 楊國強
晚清志士的游俠心態 陳平原
20世紀初國內新知識界社團 桑兵
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 張朋園
五四兩代知識分子 舒衡哲
北京大學教授的不同選擇——以魯迅與胡適為中心 錢理群
文學界的出現 李歐梵
魯迅與創造社、太陽社的論戰 錢理群
「學術社會」的建構與知識分子的「權勢網絡」——《獨立評論》群體及其角色與身份 章清
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的形成與衰落 謝泳
有目的之行動與未預期之結果——中國知識分子在50年代的經歷探源 黃平
都市空間視野中的知識分子研究 許紀霖

剛剛過去的20世紀，是中國歷史上變動最激烈、最起伏動盪的歲月。短短的一百年，經歷了大清王朝、中華民國和中化人民共和國三個時代，從政治軍事到社會文化，都發生了此前數千年從未有過的大變局。按照魯迅先生的說法，這是一個大時代。

在這樣的大時代里，一切都在變，都在時代的海嘯中被淘洗了一遍。那麽，作為社會精英的讀書具，他們經歷了一些什麽樣的變化呢？簡單地說，他們面臨著從古代士大夫到現代知識分子的大轉型。這一大轉型，既是一次思想史意義上的價值轉變，也是一個社會史層面上的身份、地位和角色的轉換。關於前者，我在2000年編選的《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中，已經有所闡述，而本書的編選，則側重於後者，從知識社會史的角度來研究這次大轉型，以及在大轉型過程中社會政治與文化思想的互動。

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一個以士大夫為的四民社會。四民社會正如刀光劍影漱溟先生所說，乃是一個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士農工商這四大階段，形成了以儒家價值為核心的社會分層。與歐洲中封建社會不同，四民社會的等級分層，是上下之間有流動的社會分層，作為社會中心的士大夫階級，通過制度社會文化秩序的整合和穩定。

士大夫階級，在古代中化帝國，是帝國王權制度與宗法制度相互聯系的中樞和紐帶。其表現為兩上方面：其一，士大夫階級所信奉的道統——儒家價值觀既是帝國官方的政治意識形態，也是宗法家庭社會共同的文化傳統；其二，士大夫階級（亦稱為士紳階級）一身兼二任也，在朝延輔助君王統治天下，在鄉野為道德表率和地方精英領導民間。以士大夫階級為重心，古代中國的社會與國家渾然一體，表現出有機的整合。

明代以後，這一以士大夫為四心的四民社會慢慢發生了一些變化，隨著江南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商人的地位開始上升，雖然還是在士之下，但已經在農工之上。到了晚清，由於鎮壓太平天國和抵抗外國列強的需要，出現了地方士紳領導的私家軍，本來一直被壓抑的軍人集團在亂世之中脫穎而出，漸漸成為左右中國政局的重要力量。伴隨著這國和商人地位的上升，士農的位置急劇滑坡，特別是士大夫的核心位置，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在激烈的社會大動盪之中，四民社會逐漸解體。

不僅四民社會解體了，而且士大夫階級也被徹底顛覆了。100年前的1905年科舉制度正式宣告廢除，自此，士大夫階級失去了其制度化的再生機制，只剩下其無形的靈魂，不復其有形的軀殼。士大夫階級沒有了，然而讀書人還存在，他們搖身一變為現代的知識分子。晚清的知識分子與傳統的士大夫相比較，有諸多的不同。道德是知識結構變化了，從四書五經變為亦中亦西的新學，從倫理政治的規范化知識變為應用性的自然知識；其次是知識的空間變化了，從過去的私塾、書院變為中西混雜的洋學堂，到民國以後又變為西方式的以學科化為中心的學校體制。最後是讀書人的出路變化了，不再是像過去那樣只有仕途一條路，他們與國家的制度化聯系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切斷，知識分子不再是國家精英，他們成為了自由浮動資源，開始流向社會：軍隊、商業、金融、實業、媒體、出版業和學院，也有一部分自下而上在社會正式結構的邊緣和外圍，成為國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現代知識分子所處的社會，不再是一個以讀書人為中收的國民社會，而是一個無中心的「斷裂社會」。

所謂「斷裂社會」，有兩方面的涵義，其一是國家與社會的斷裂。士大夫原來扮演著將國家與社會一體化的樞紐功能，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士大夫階級瓦解了，國家與社會之間再也無法建立起制度化的溝通，二者之間發生了嚴重的斷裂。精英流失到民間，流失到社會各個領域，導致國家統治集團的非精英化。軍人干政，武人弄，大批邊緣人物借助槍桿子和私人關系，進入從中央到地方基層的各級統治機構，導致政治黑暗腐化。國家權勢與散布社會的商業精英、知識精英和媒體精英發生了日益嚴懲的緊張和沖突，最後在分崩離析的大亂局中，邊緣知識精英領導農民，進行了一場由上而下的社會大革命，建立了新的國家政權。

「斷裂社會」的第二個涵義是社會各階層的斷裂。在原來的四民社會中，以士大夫階級為核心，士農工商之間存在着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和上下流動的有機聯系。到20世紀以后，隨着士大夫階級的消亡、農民階級的凋敞以及商人和軍人地位的上升，階級與階級之間斷裂了，社會不再有中心，彼此之間也缺乏制度化的有機聯系。這種「斷裂社會」表面看起來是一個現代的多元社會，因為現代性的本質就是分化，社會分化為不再有中心的多元社會。但「斷裂社會」與此的最大區別在於：在多元社會中國家與社會之間、各個領域之間以及各個階級之間，存着着基於合理的分工和分化基礎上的有序聯系，而分化了的秩序又是被制度化了的。但在「斷裂社會」之中，社會各個階級和階層之間，由於缺乏公共的價值觀和制度基礎，無法形成有序的聯系，也缺乏穩定的制度化分層結構，而是呈現出一種無中心、無規范、無秩序的離散化狀況。

在這樣一種「斷裂社會」的亂局之中，知識分子與國家和社會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關系呢？在傳統社會中士大夫階級與國家和社會的有機聯系，如今都崩潰了。科舉制度的廢除，使得現代的知識分子與國家不僅失去了內在的體制關聯，而且對圄家產生了強烈的疏離感。另一方面，大批知識精英離開家鄉，離開鄉村，進人都市，又意味着他們脫離了傳統的民間社會，失去了自己的血緣、地緣和文化之根。在傳統中國，士大夫是圄家與社會之間的中樞，如今他們不僅疏離了圄家，而且也游離了社會，成為無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

不過，進人了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知識分子，雖然失去了土地，卻獲得了天空，那就是現代社會中屬於知識分子的知識空間：學術社群和文化傳媒。學術社群以大學為中心，輔之以基金會、學術社團和同人刊物。它們屬於知識的生產領域。而文化傳媒則屬於知識的流通領域，由報紙、雜志和出版業組成。無論是學術社群還是文化傳媒，這些相對獨立的知識空間都是古代中圄沒有過的，或者說不曾以建制化的網絡規模出現過。這是現代知識分子所賴以存在的社會空間。盡管如此，學術社群也好，文化傳媒也好，它們都不再是社會的重心所在，與此同時存在的，還有以市場為核心的商業社會和以權力為核心的國家系統。事實上，隨着商人和軍人地位的上升，國家和市場在社會中的重要性已經遠遠超過學院和傳媒，並且權力和資本的力量也不斷滲透到知識的生產和傳播領域，使得其無法保持應有的自主性。

當知識精英有了自己的小社會學術社群和文化傳媒時，也使得他們失去了與國家與社會的有機聯系。知識分子與社會的關系變得象征化和符號化，只是以知識的符號形態影響社會，通過抽象的話語方式啟蒙民眾。知識分子與社會特別是鄉土社會這種的象征化的聯系，背后所缺乏的，正是過去士大夫階級那種制度化的淵源。而抽象的話語一且匱乏建制化的基礎，就會變得無足輕重。現代知識分子不僅不再是社會的中心，反而在「斷裂社會」中愈趨邊緣。

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使得知識分子內部也發生了斷裂。一部分知識分子，從梁啟超、嚴復到胡適、丁文江、張君勱、張東蓀，懷着傳統士大夫的夢想，力圖通過言論和知識的力量，重返社會的中心，並希望將社會與國家通過西方式的改革，重新整合起來。而另一部分知識分子，從章太炎、孫中山到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則利用「斷裂社會」的縫隙，自居社會的邊緣飠反叛體制、反叛主流，在社會建制之外發動革命，導演了20世紀兩場轟轟烈烈的政治大革命和社會大革命。最后，蕁根政治戰勝了士大夫政治，邊緣知識分子戰勝了學院知識分子，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建立起來了，在這樣的列維坦里面，不再有社會，也不再有知識分子。

直到20世紀的最后20年，當社會重新從國家中解放出來，知識分子也重新從邊緣走向了中心，但很快地，一個世俗的工商社會崛起，使得知識分子重新邊緣化，重新變得微不足道。這一次，他們不是被國家顛覆，而是被社會本身顛覆了，確切地說，是被市場社會埋葬了重返中心的夢想。

無論重返中心，還是落入草根，都不過是傳統士大夫的回光返照，所謂的縉紳或游士只不過是士大夫精神的兩面而已。從傳統士大夫走向現代知識分子，所要引人的，卻是現代社會的公民意識。公民意識，不可能產生於四民社會，也難以在「斷裂社會」中蘊育，它需要的是健全的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而這些正是知識分子社會轉型的制度化平台。

2005年元旦於麗娃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