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關於日本的分析對中國的意義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兩國經濟體制在處理本書揭示的經濟體制和企業治理中的兩對內在矛盾時的異同,也包括兩國經濟體制與國際經濟秩序之間的互動的異同。簡言之,中國的企業治理與日本的企業治理相似,均強於協調但弱於監控,盡管兩國在形成這個特點的制度性安排方面有很大的差異。而中國在處理政治穩定與產業結構升級換代這對矛盾時的做法與日本則完全相反。
本書為中國揭示了日本在處理與國際金融秩序的關系時的經驗教訓。二戰以來,日本在兩次國際金融秩序面臨危機時都沒有能夠處理好本國面臨的挑戰。第一次是在60年代末期。當時美國的貿易赤字大增,美元必須貶值才能解決貿易不平衡的問題。日本堅決拒絕日元升值。結果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盡管日本經濟學家一致公認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是戰后日本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日本卻不願作任何努力去維持這個體系的生存。第二次是在80年代中期。這次日本積極地、卻又在沒有准備的條件下回應了美國的要求,結果是日本經濟產生了泡沫,並在泡沫的破滅后陷入了長期的停滯。
目錄
鳴謝
第一章 導言
第二章 三個理論問題
第三章 協調原則與穩定原則的產生
第四章 協調、過度競爭與高速經濟增長
第五章 穩定、全體就業與福利社會
第六章 通向泡沫經濟之路
第七章 福利社會的掙扎
第八章 向停滯開戰
參考文獻
索引
第一章 導言
第二章 三個理論問題
第三章 協調原則與穩定原則的產生
第四章 協調、過度競爭與高速經濟增長
第五章 穩定、全體就業與福利社會
第六章 通向泡沫經濟之路
第七章 福利社會的掙扎
第八章 向停滯開戰
參考文獻
索引
序
能有機會把這本書在中國翻譯出版了卻了我長期以來的一大心願。雖然去國已有十數載,與很多旅美學子一樣,筆者在關於日本的研究中無時不在思考中國的命運。就在即將完成本書中文版翻譯的校對工作時,哈佛大學國際研究中心的日美關系項目邀請筆者於2004年9月底去做一個關於日本經濟發展模式對理解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有何種意義的報告。准各這個報告使我進一步思考與這個中文版序直接相關的一些問題。
本書關於日本的分析對中國的意義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兩國經濟體制在處理本書揭示的經濟體制和企業治理中的兩對內在矛盾時的異同,也包括兩國經濟體制與國際經濟秩序之間的互動的異同。簡言之,中國的企業治理與日本的企業治理相似,均強於協調但弱於監控,盡管兩國在形成這個特點的制度性安排方面有很大的差異。而中國在處理政治穩定與產業結構升級換代這對矛盾時的做法與日本則完全相反。
中國模式與日本模式之間的一大區別是對國際競爭中的比較優勢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本書揭示的日本銀行放貸與企業投資中的過度競爭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極大地促進了日本企業獨立研發能力和自主品牌的培養。而中國企業則側重於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比較優勢直接參與全球生產鏈的分工。中國模式的特點是建立一個大量吸引外資、以進口和出口同時急劇擴張、大出大進為特征的世界工廠。這個模式使中國在過去的二十五年里實現了飛快的經濟增長,顯示出強大的活力。
但是,中國模式在實現經濟發展奇跡的同時,也在制造着四個結構性條件。這四者的合流和互動將使中國經濟在未來的幾年中面臨着重蹈日本泡沫經濟覆轍的巨大風險。
第一,中國經濟嚴重依賴美國市場,不斷增長的中美貿易不平衡與美國經常賬戶上的整體逆差一起為美元帶來強大的貶值壓力。⒛03年中國GDP的美國市場依存率已經接近to%。根據美國官方的統計,2003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已經超過1200億美元。中國經濟在這樣一種局面下面臨着雙重風險:一方面,美國必然向中國施加政治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實行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賬戶。如果在現在的條件下回應這些要求,中國必然面臨出口下降、經濟發展減速的風險。但是,如果中國不理睬美國的要求,任中美貿易不平衡進一步擴大,必然推動美元危機的爆發。一旦爆發美元危機,嚴重依賴美國市場的中國經濟必將遭受沉重的打擊。
必須指出,無論是中美貿易不平衡還是美元貶值壓力中的中國因素,都只是很多因素中的一種,而且美國自身對二者也有很大的責任。中國完全可以據理力爭,強調美國政府在計算美中貿易時香港地位的不合理性以及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的出口限制對貿易不平衡的影響。中國也可以指出美國國內的儲蓄率過低,政府、企業和個人靠舉債度日是導致美國財政貿易赤字的根本原因。但是,這里的根本性問題在於無論是誰的責任,只要美國貿易赤字持續擴大,美元危機的可能性就進一步增加。只要美元危機爆發,中國經濟就要遭受沉重的打擊。中國與其與美國理清責任的是非,不如對如何在這種前提下以一種全球性觀點對維護本國利益進行戰略性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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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關於日本的分析對中國的意義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兩國經濟體制在處理本書揭示的經濟體制和企業治理中的兩對內在矛盾時的異同,也包括兩國經濟體制與國際經濟秩序之間的互動的異同。簡言之,中國的企業治理與日本的企業治理相似,均強於協調但弱於監控,盡管兩國在形成這個特點的制度性安排方面有很大的差異。而中國在處理政治穩定與產業結構升級換代這對矛盾時的做法與日本則完全相反。
中國模式與日本模式之間的一大區別是對國際競爭中的比較優勢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本書揭示的日本銀行放貸與企業投資中的過度競爭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極大地促進了日本企業獨立研發能力和自主品牌的培養。而中國企業則側重於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比較優勢直接參與全球生產鏈的分工。中國模式的特點是建立一個大量吸引外資、以進口和出口同時急劇擴張、大出大進為特征的世界工廠。這個模式使中國在過去的二十五年里實現了飛快的經濟增長,顯示出強大的活力。
但是,中國模式在實現經濟發展奇跡的同時,也在制造着四個結構性條件。這四者的合流和互動將使中國經濟在未來的幾年中面臨着重蹈日本泡沫經濟覆轍的巨大風險。
第一,中國經濟嚴重依賴美國市場,不斷增長的中美貿易不平衡與美國經常賬戶上的整體逆差一起為美元帶來強大的貶值壓力。⒛03年中國GDP的美國市場依存率已經接近to%。根據美國官方的統計,2003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已經超過1200億美元。中國經濟在這樣一種局面下面臨着雙重風險:一方面,美國必然向中國施加政治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實行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賬戶。如果在現在的條件下回應這些要求,中國必然面臨出口下降、經濟發展減速的風險。但是,如果中國不理睬美國的要求,任中美貿易不平衡進一步擴大,必然推動美元危機的爆發。一旦爆發美元危機,嚴重依賴美國市場的中國經濟必將遭受沉重的打擊。
必須指出,無論是中美貿易不平衡還是美元貶值壓力中的中國因素,都只是很多因素中的一種,而且美國自身對二者也有很大的責任。中國完全可以據理力爭,強調美國政府在計算美中貿易時香港地位的不合理性以及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的出口限制對貿易不平衡的影響。中國也可以指出美國國內的儲蓄率過低,政府、企業和個人靠舉債度日是導致美國財政貿易赤字的根本原因。但是,這里的根本性問題在於無論是誰的責任,只要美國貿易赤字持續擴大,美元危機的可能性就進一步增加。只要美元危機爆發,中國經濟就要遭受沉重的打擊。中國與其與美國理清責任的是非,不如對如何在這種前提下以一種全球性觀點對維護本國利益進行戰略性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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