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集團與中國現當代文學

近年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中，出現了「文化研究熱」。關於文化研究的歷史，一般都要追溯到雷蒙·威廉斯、F·P·湯普森和霍加特的著述和活動。但實際上，我們今天所了解的文化研究，是與霍爾等人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努力聯系在一起的。霍爾是英國新左派的創始人之一，《新左派評論》的資深編輯，又是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負責人。霍爾認為，文化政治在文化研究中居於核心地位，所以，文化研究始終應該關心的就是文化與權力的關聯和組合方式。也許是霍爾與英國新左派高度一致的歷史視角，他們在處理英國社會的方式和主題上也即「不謀而合」，這些研究主題是：晚期資本主義的特性；經濟及政治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新形式，在所謂民主世界中種族歧視的嚴重矛盾；各種形式的權力關系中，文化及意識形態所扮演的角色；消費性資本主義對工人文化所造成的影響等等。
七十年代中期後，文化研究開始在英國蔓延，許多大學講授文化研究的課程並授予相應學位。之後，更多大學集結「大眾傳播與社會」、「大眾文化」等課題，並為之編寫教材。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文化研究在美國開始成為一門「顯學」，並且迅速向其他學科領域擴張。美國的文化研究，在范圍、方法和空間上更趨於多樣化、多層化的特點，它以流行音樂、麥當勞等大眾文化形式包抄了英國的文化研究，不僅拓展出更多的研究對象，帶來多學科的互滲交叉，而且不再單純堅持「批判性」的認識視角。因此，八十年代末以後的文化研究，盡管駁雜不一，形形色色，但總體上呈現出「多元化」和「泛文化化」的趨勢。
文化研究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登陸」，是在九十年代初。向各個研究領域大舉進軍，則在九十年代末以後。這兩年，北京、上海及其他中心城市大學教授的研究和研究生畢業論文，差不多對原有的研究方法和格局構成了「重組」或「覆蓋」之勢。
文化研究在現當代文學領域的大興，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經過近二十年的努力，文學的「內部研究」(文學史、流派、現象與作家作品研究)已很少「空白地帶」，達到了飽和狀態，出現了人所共知的「審美疲勞」，這樣，文化研究這一嶄新的「外部研究」就為改變本學科的市場滯銷局面，拓展新的生存疆域，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二是隨著九十年代後中國社會結構的重大調整，人們開始跨過「熱衷政治」與「冷淡政治」的二元思維怪圈，以理性和復雜的眼光重新面對「歷史」。更隨著歷史上對諸多文人集團、流派和作家「評價」的「解凍」，文學史上原先被遮蔽或淡出的許多研究對象，走上研究者的案頭，開始以「原生態」的姿態與研究者對話。這些對象包括文藝社團，大學教育、都市文化，書局、雜志、協會秘史、文壇內幕，乃至流派關系、政黨文化、研究機構、上海的外灘建築、公園、咖啡館和稿費制度等等。三是在資訊時代，各種學科知識的傳播、互換和資源共享加大了步伐，這就促使單一學科很難再像過去那樣進行「獨家經營」。同時，它也需要用更多的知識資訊和文化信息補充自己的知識空缺，擴大自己的生存地盤，以贏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文化研究的進來，即是學科「重組」與另尋發展出路的一個重要信號，是近年來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出現的一個亮麗的增長點。四是經過二十年的研究生培養教育，現當代文學的「學院化體制」已經確立。除少數一些出色的資深研究者仍在積極拓展研究空間外，那一代中的大部分人已退出了歷史舞台。九十年代前後經過嚴格「學院」訓練的中青年學者，開始用較完備的知識、方法和眼光重新審視「文學史」，而文化研究，就是他們試圖區別於前者「歷史」——「美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水嶺。為在本學科內獲得更大的「話語權」，文化研究自然是重新進入文學史的利器之一。當然，在「學院身份」的變化外，對歷史和文學史認識的較大差異，也是他們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探討中國現當代文學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
與英美文化研究相比，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的「文化研究」既與其有某些共同點，也有一些不同點。比如，它不關注晚期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種族歧視和工人文化等一些更為切近西方「語境」的問題，卻對現代民族國家、外來文化與出版制度、文化政治與文人集團、都市、大學與文學生產等現象投人了極大興趣。在研究方法上，不像英美學者與研究對象的關系那麽「直接」，而往往采取了「匿名」的、「間接」的方式，或以披露「史料」的處理方式，將它們與文化研究的互動關系盡可能地呈現和展示。另外，與英美學者對大眾文化背表現出的欣賞態度不同，中國研究者們似乎更關心大眾文化背後透射出的意識形態效果。他們特有的「歷史情結」，決定了他們的文化研究說到底還是文學的政治研究，或說文學的精英文化研究。如果說，在他們那里並沒有：真正」的大眾文化研究，這句話說得其實也不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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