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雜劇作家的女性意識
元雜劇作家的女性意識
元雜劇作家在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時，下意識地把良家婦女分成了未婚少女與已婚婦女兩種類型。對前一種類型，強調婚姻及時，對后一種類型，突出「從一而終」。婚姻及時與「從一而終」相輔相成，並行不悖，前者是后者的先在條件，后者是前者的最終目的。這與在妓女類作品中渲染妓女堅貞的品質一樣，目的是把女性全部納入男權制家庭中。在男女兩性權力結構關系中，元雜劇作家大多傾向於強調女性的依附地位，突出男性的主體性位置。
本論文第一章着力於探尋元雜劇作品中未婚女性的年齡與儒家思想中女性理想婚齡及現實中實際婚齡的差異。儒家關於女性的理想婚齡為十五歲，理論上的最高婚齡為二十歲。在實際生活中，人們的結婚年齡更低。但在元雜劇的婚姻及時戲中，未婚女性普遍到了十八歲(實為十九歲)還婚姻無着，最大的甚至已經到了二十一歲，她們的父母或是無力或是疏於操作她們的婚姻問題，由此導致了未婚女性對婚姻及時的追求。但她們對婚姻的追求，既與愛情無關，又與女性的自我意識無關，只是男性作家虛構的一場女性自發的維護男性權力的運動。
本論文第二章論述元雜劇作家對於已婚婦女的「從一而終」的貞節願望。元雜劇作家強調女性家居狀態的三從四德，寡居狀態下的堅貞自持、遇暴狀態下的貞烈抵御，強烈譴責偷情婦女的邪惡願望。這種文學現象的產生與元代異族統治的特定時代背景有關，與理學對社會的逐步滲透有關。
本論文第三章主要考察了元雜劇作家對於妓女形象的塑造。元雜劇作家對妓女生活的描繪與抨擊，並不着眼於妓女制度的不合理，而是通過描寫迎來送往的生活與妓女心目中的貞節向往相悖，來塑造堅貞的妓女形象。在這類作品中，儒生總是獨占花魁，即使他們是無賴的形象，也總能獲得正面的道德評價，被認為是「倫理」的代名詞。與他們處於三角關系的商人被作為非倫理的象征，永遠處於道德評判的劣勢。這一方面體現了元雜劇作家的特權階層觀念，一方面暴露了他們被儒家文化規范的狹隘的思想格局。
在第四章中，筆者主要論述了元雜劇中一些常見情節模式的文化意義，探討了傳統儒家文化對元代雜劇作家的影響。在元雜劇作家看來，婚約與婚姻是神聖而永遠的，對於女性來說尤其如此。因此元雜劇作家高唱「天下喜事無過夫妻父子團圓」的高調，從單方面的男性利益出發，要求家庭的完整與家庭人倫關系的和諧與整飭，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儒家家庭和睦觀念的繼承。
第五章筆者把元雜劇作家的女性意識與功名意識進行了對比，發現了元雜劇作家以功名意識凌駕於女性意識之上，以此凸顯女性對男性的依附性。為此，元雜劇作家為男主人公創造了三官合一的模式，其結局往往以時來運轉高中榜首，為女人帶來世俗的榮耀來體現元代雜劇作家在男女關系中的一種終極支配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