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構成的世界︰美國帝權中的亞洲和歐洲

序
第一章 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權力
美國與地區
全球化與國際化
多孔化地區秩序
案例與理論
第二章 地區秩序
地區政治:初始時期的美國因素
亞洲市場網絡中的民族資本主義
歐洲政體中的法律與政治
第三章 地區認同
亞洲和歐洲的地區認同
東方和西方
德國和日本
第四章 地區經濟與安全秩序
亞洲和歐洲的技術和生產網絡
歐洲和亞洲的內外安全
亞洲和歐洲的地區秩序
第五章 多孔化地區與文化
日本和德國的文化外交
亞洲和歐洲的流行文化
遙遠的世界——20世紀30年代的封閉地區
第六章 地區與帝權之間的聯系
與中心之間的聯系——美國帝權中的德國和日本
與周邊的聯系——歐洲和亞洲的次地區主義
雙向的美國化
第七章 地區世界中的美國帝權
美國帝權
歐洲和亞洲的多孔化地區
南北美洲
南亞、非洲和中東——論點的延伸
帝權的困境和可能性
參考書目
索引

許多年前，我在康奈爾大學的一個學生對我說:“我對理論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了解世界是怎樣運作的。”我說:“可以將世界視為一個美國帝權治下不同地區所構成的世界。”這樣思考，或許能夠回答“世界是怎樣運作的”問題。雖然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以地區為研究重心的論述很有意義，但在美國，以地區為研究重心的方式仍然不是教授學生學習國際關系的方法。國際關系的標準教材忽略了地區研究，這類課本重點討論的是分析框架和抽象模式。在最流行的比較政治學教材中，跨地區比較研究也是鳳毛麟角。如果將地區比較研究與對全球權力和進程的分析結合起來，就會提供一種十分有意義的方式，使人們了解“世界是怎樣運作的”。

地區研究的方式與研究國家和帝國、市場和全球化、文明與世界文比的方式之所以不同，關鍵在于地區具有其特性。有些學者從安全問題當發，研究國家權力和帝國意義。這類理論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它們沒有充分重視新興的力量，而正是這些力量削弱了這類理論所重視的權力的作用。有些學者研究市場效率，或是研究全球化對社會經濟問題的變革性影響，這類研究也有缺失，因為它們忽視了傳統的權勢統治形式。世界政治研究中對文明和文化的分析往往也缺乏對特性的分析。其中許多研究自造了某些物化的情景，然後據此演化出地緣的同質性和行為體的認同。從另一個方面，其他一些學者則將世界文化簡化為一種教條，將其與人的有意圖行為割裂開來。本書提出一種地區的研究視角，這種視角既涵蓋了安全、經濟、文化等領域，也關注跨領域力量在不同的領域之中是如何配置和產生作用的。

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必然要涉及一個問題，這就是多年來人們對地區研究在美國社會科學中具有什麼作用的討論。地區研究的政治和學術動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產生的。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地區研究是實現三個目標的最有效途徑。這三個目標是:在迅速變化的世界中擴大人文研究的作用；將人文研究與社會科學聯系起來；在迅速形成的全球對抗中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壓縮了預算，英語作為全球化時代的通用語言流行開來，同時，數學和統計學被視為更有效、更經濟的獲取世界知識的工具，其吸引力日漸增強。由于這些情況的出現，在美國，外語訓練的重要程度下降。“9‧11”恐怖主義襲擊之後，美國在阿拉伯語言和對伊斯蘭以及中東的了解方面都暴露出明顯的弱點。無論是在政府部門還是在學術界，情況都是如此。這就使得關于地區研究的辯論再度產生了新意。

與本書的撰寫尤為相關的是出現了一批“基于地區知識”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兼容並蓄，既從社會科學、也從人文科學那里汲取了營養。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的發展，對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世界事務是極其有益的，但前提是這樣的發展不能與歷史學和人文科學的視野分裂開來。傳統的學術領域完全集中在抽象的概念上面，所以，與世界各個地區的不同經驗只能有膚淺或是抽象的聯系。對于分析世界事務來說，歷史、語言和地緣知識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如果只專于某一特定地區的研究又會忽視了世界不同地區之間事務發展的相互關聯。所以，必須了解世界的某一特定地區，同時又至少熟悉一個特定的社會科學領域，這才不會成為當今社會科學的“文盲”。

地區研究從本質上必然是多學科交叉的研究，因此也就受到了兩種觀點的批評。一是強調學科性和“科學性”的科學派，二是強調“文化”的文化派。前者重視普遍規律，輕視語境化問題；後者則全然是從人文視角進行研究。羅伯特‧貝茨（Robert Bates）從理性主義觀點出發，認為如果地區研究使用精致的研究設計，對不同結果的不同解釋進行嚴格的科學驗證，就會促進社會科學的研究方式。批評者指出了貝茨先人為主的信念和超乎尋常的雄心。但是，貝茨及其同事以較為緩和的語氣重新表達了他們的觀點。無論是在這一重新表述之中還是在他們實際進行的研究項目中，都說明了基于地區的知識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持文化觀點的批評者則是從文化一人文立場、有時是一種後現代立場來批評地區研究的。地區研究將現代國家作為分析單位，這樣就把本來十分不穩定的國家身份因素視為不變的因素，並使之具體化。但是，文化派的這種批評實際上並沒有擊中要害，因為在對跨國關系、非政府組織的全球性活動、跨越國界的社會運動的研究中，基于地區的知識都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

基于地區的知識為科學派和文化派的學者提供了一個機會，使他們能夠意識到各自偏愛的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與20世紀60年代相比，當今的學界發生了可喜的變化:理性主義學者有時願意承認，理性主義排斥共同知識的根本假定限制了他們的視野。他們現在意識到，在政治游戲的運作之中，參與者是具有相關的知識的，亦即他們具有共同的知識。地區研究雖然受到文化取向的影響，但不時會衍生出通則化的結論，這些結論超越了具體的地域範疇。所以，基于地區的知識是一片肥沃的中間地帶，從不同的源泉汲取著豐富的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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