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治理模式轉型：楊村個案研究

自序
第一部分 引言
一 研究背景與意義
二 關於研究樣本的選取
三 研究方法、路徑與框架
第二部分 觀察者與居民眼中的楊村
一 地理環境
二 人口狀況
三 經濟發展概況
四 管理體制變遷
五 社區居民的融合問題
六 文化和宗教活動
第三部分 多元視角下對楊村發展模式的解讀
一 市民社會與社區自治視角下的解讀
（一）市民社會理論與社區自治
（二）楊村當下的社區自治
（三）楊村自治困境分析
（四）走出社區自治困境的思路
二 經濟與現代產權視角下的解讀
（一）村社經濟合作制的提出
（二）產權理論與股份合作制中的產權明「析」化
（三）實踐中的變異及其原因
（四）效果與展望
三 權威主義視角下的解讀
（一）「后發國家」中的權威主義理論與實踐
（二）權威主義與中國農村基層社區自治
（三）中國特色的治理發展方向
第四部分 楊村治理模式與中國社會轉型特色道路探索
一 社會轉型中農村基層社區治理模式選擇的戰略思考
二 鄉土精英治理：當下農村基層社區治理的可能模式
三 中國特色道路的開辟需要新的新視野與角度
第五部分 附錄
附錄一 楊村村史（1983-1999）
附錄二 楊村：組織、制度與規約
附錄三 訪談錄
附錄四 股份經濟合作制資料
參考文獻
后記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及其相伴的東方社會現代化轉型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它既因波瀾壯闊而激動人心，也因沒有先例與經驗而充滿了風險和艱難。百多年來人們在這方面所致力的探索雖然可歌可泣，但其過程之曲折，心境之迷離，希望生滅之迅速，實超出常人之想象。在這個意義上，尋找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轉型之路，還是一個我們必須認真對待、全力以赴的未竟之業。

經濟作為一個社會發展的基礎，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如果以為只要經濟指標上去了，總量在不斷發展，一個社會就會自然而然地能夠打開通向現代化大門，順利地實現自己的轉型之路，恐怕是對唯物史觀過於膚淺的理解了。誠然，經濟的快速發展是推動一個社會發生快速轉變的重要原因，但這種轉變正如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所說的，既可能是推動這個社會積極發展的正面因素，也可能成為阻礙它、甚至葬送它發展的負面因素。在世界范圍的現代化過程中，因經濟發展而帶來整個社會的不適，甚至於帶來整個社會的結構性震盪的例子不絕於縷，從18世紀狂暴的法國大革命到20世紀狂熱的伊斯蘭革命再到今天南美大陸方興未艾的左翼運動浪潮都在不斷地說明着這個問題。

影響一個社會平穩轉型的要素顯然不是單一的，正是各種因素交織互動的結果才結成一個特定社會的特殊發展道路。盡管如此，本書因討論領域所限，還是把目光相對集中在社會的治理模式上。在我們看來，社會治理模式的創新作為一個極為重要的起始因素，對社會的平穩轉型起着絕對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世界現代化歷史進程中一個似乎屢試不爽的經驗是：模式便是命運。在這個意義上，社會轉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治理模式探索的成功；現代化災難性的失敗是無能的治理模式的失敗。於是，模式的探索與模式的創新對於一個轉型社會來說，便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

然而由於政治文化傳統的原因，我們國家在歷史上所達成的整合性高度是無與倫比的。這樣一種高度整合的系統結構，既是華夏文化取得自己歷史成功的資本，給人類文明史留下了自己璀璨奪目的篇章；但也成為我們在模式的探索與創新上步履艱難的原因。管理學大師赫伯特·西蒙曾明確地將復雜系統內部的高度整合，子系統相互間的高度關聯視為系統難以實現成功創新，難以適應多變環境的一種致命缺陷。因為這樣高度整合的系統不是使得內部的創新受到遏制，便是在壓力下整體投入到很少有勝算把握的風險性嘗試中去。從這樣一種視角來看問題，我們也許能夠理解，中國的現代化探索之路在歷史上為什麼走得如此艱難，為什麼一種多元自主的、風險分散性的治理模式探索難以全面地展開

值得慶幸的是，二十多年的全方位改革畢竟使我們的社會結構有了很大的松動，一種多元互動、自主探索與開放寬容的結構正在悄然形成。而治理模式的探索也正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下面，獲得了前所未有地全方位展開。如果說，改革之初的「特區」試點有着一種自上而下的指導性決策意味的話，那麼，自下而上式的自主摸索就成為后來模式探索的主流。我們看到，在不算很長的這個歷史時期里，涌現出諸如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新蘇州模式、桑園模式、希森模式、南街模式、華西模式這類探索性試驗。盡管這些創新模式在類型、層次和意蘊上不盡相同，很難作全方位的比較與評價，但這些治理或發展模式的出現本身的確說明了當下中國改革與模式創新的環境寬松，說明了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齊頭並進、多元自主探索的大好局面。而這一點對於我們現代化特色道路的開辟來說，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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