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國共產黨打敗國民黨的革命勝利，對美國政界來說，無疑是一個沖擊。早在1947年，冷戰的颶風已經把華盛頓的政治舞台吹得寒氣逼人，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翻身解放，又大大增強了那兒的反共逆流。1950年2月9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的四個月，參議員麥卡錫在一次演說中宣稱：「在我手上，掌握著一份為國務卿所熟悉的205人的名單，他們是共產黨分子，然而卻至今還操縱和支配著國務院的政策。」不久，參議員麥卡錫雖然將他名單上的「叛國者」裁減到只剩81人，但是，他講辭的主旨依舊如故：在美國，共產黨和共產黨的同情分子影響了美國的對華政策，結果，美國不能給予有力的援助以防止蔣介石政權的垮台。
在最近幾十年的美國歷史上，對這些人的無休止審查——他們「將中國丟給了共產黨」，成了最可悲的冤案之一。國務院內，最富有經驗和學識的中國問題專家，諸如謝偉思、戴維斯和范宣德等人，由於他們目睹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和積弱，預感到（而不是鼓勵）共產黨的勝利，而被麥卡錫和他的反共伙伴們誣為共黨同情分子，斷送了前程。在各個大學，一流的漢學家，像拉鐵摩爾和費正清，也受到了類似的誹謗。結果，即使在學術論文和大學講台上，如果流露出一些對共產黨中國的贊賞，也是危在旦夕的。因此，在美國，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受這種歇斯底里的反共壓制達十幾年之久。
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隨著反共淫威的收斂，人們才可能重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中的勝利，是因為它有堅強的組織和正確的軍事戰略，也是因為國民黨政權失掉了所有社會階層的普遍支持。不久，學者們對共產黨革命運動歷史的研究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了解解放區和共產黨的革命戰略的基礎，盡管這還不太詳細。
但是，當我在著手寫《毀滅的種子》這本書時，還很少有學者研究國民黨統治區的問題和探討蔣介石失敗的原因。那時，我們對國統區的了解主要是依據一些西方記者的新聞報道、國務院的報告以及對國民黨進行揭露的書籍（像陳伯達的《中國四大家族》），然而所有這些東西都只能被看做是「片面的」、「虛假的」，甚至是「共產黨的宣傳」。因此，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就迫切需要研究國民黨失敗的真正原因。
在寫《毀滅的種子》一書的過程中，我力圖用確鑿而無可辯駁的材料來分析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很快，我了解到要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好材料是國民黨自己的出版物。通過與台灣的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和調查局檔案館的廣泛合作，我得以閱讀了大量的國民黨政府出版的書籍、文章和報告，如兵役部公布的報告以及國防部對反共戰爭的正式講評。而且，我還驚奇地發現，在蔣介石的文章和講演集里，他對國民黨政權內部的實情常常是直言不諱的。
我的研究成果，就是面前的這本書。它主要依據國民黨自己的文件，說明了1949年的失敗，不是因為缺少美援，而顯然是由於國民黨自身的弊病和分裂，諸如腐敗無能、紀律廢弛。本書的英文版出版後不久，雷利·桑德蘭（他是一部重要的關於戰時在華美軍歷史的三卷本著作的作者）在給我的一封私人信函中曾對本書做了一個非常恰當的評價，我想，這也是我在寫《毀滅的種子》過程中渴望做到的。他寫道:「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對國民黨失敗這一問題的新近研究會由《毀滅的種子》而得以開拓。它使我們聯想到佛利茲·費希爾《尋求世界霸權》一書的出版（德國，杜塞爾多夫，1961年版）。在費賴堡檔案館，費希爾接觸了德意志帝國政府的來往文件。我的印象是在此以前，學者們大量依據的外交文書只能有限地用日記和回憶錄來補正，而這些東西自身也值得懷疑，甚至解釋不清。1961年，事實取代了臆測。因此，有關德國戰爭罪行的新近研究是由費希爾起步的。同樣，你的工作也是一個開端。謹致祝賀！」
我希望中文本的讀者們也會發現這本書是精彩的和有價值的。
易勞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