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上海人家》和《上海弄堂》之後，攝影師胡楊這次再度推出了《上海青年》，由此完成了「上海影像三部曲」的全部計划。在這組影像人類學的區域性文獻里，胡楊把焦點對准青年一代，采訪並拍攝了三百位生活在上海並出生於1970年至1989年的青年。他們是一些意態生動的活體標本，向我們展覽著這座超級城市的年輕風貌。
胡楊是上海生態的重要觀察者，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就已開始了城市影像志的艱難采集，把焦點長期對准平民大眾和城市貧民。每天清晨和黃昏，他守望著那些忙碌的人群，並且要被迫面對里弄小腳偵輯隊的盤查。而那些在八十年代出生於街巷市井的嬰兒們，終於在《上海青年》里長成了最年輕的成人。這是一種戲劇性的變化，時間悄悄地改變了中國歷史，令它散發出「進化論」的熾熱氣息。
在這部主題畫冊里，青年一代被作了進一步細分，也即按習慣的出生年代，分為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兩個品種。鑒於時間並非分類學的最佳尺度，這種歸類，似乎出於某種習慣或無奈，但它卻在中國語境下變得意義重大起來，因為中國就是典型的「時間民族」。
對時間的敏感和關切，乃是時間焦慮的一種表達。越過黑格爾所描述的「靜止的時間」，從晚期中華帝國直至發展中國家，在二十世紀變得性情躁動起來，開始依賴於新的時間算法。發展、進步、高速、大躍進、日新月異等等，這些節奏急促的政治語詞，充填著我們日常生活的耳朵，而這也許是時代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被時間這條龍攆得到處亂跑，成了它狼狽不堪的囚徒。
那些時間的匆匆過客，就此登上了歷史的舞台。他們在鏡頭前擺弄姿勢，展示自己的身體語言，提醒觀看者留意其殷實、調皮、戲謔、裝嫩、秀美、摩登、隨意、瀟灑、迷惘、困頓、慵懶、游戲和無聊等各種側面。個性的差異超越了代際的差異。一旦把那些照片分類打亂，你甚至無法分辨他們的文化歸屬。
盡管如此，他們仍然保留著一個共同特征，那就是時間法則。時間的刀鋒，在他們身上留下了陰險的刻痕。八十年代的更為自我和時尚，對新潮的感受性更為強烈，而七十年代人偷偷步入了中年，他們被競爭、家庭和歲月弄得疲憊不堪，臉上留下了深淺不一的印跡。那些跟時間相關的「語詞」，鑲嵌在平面的影像上，成為人的形態的隱秘說明，甚至成為代際身份辨認的核心記號。
越過胡楊的鏡頭我們可以看到，無論出版哪個年代，每天被攝者都在仔細地計算時間，表達時間，並說出自己和時間的曖昧關系。在某種意義上，時間是解讀胡楊影像的基本語法。不僅如此，浮現在那些相框里的，正是時間本身的面容。這些現在進行時的影像，正在迅速成為過去，而照相機是一種時間魔具，它可以把生命的姿態凍結在一個瞬間，據此向人類提供回憶和闡釋的視覺文本。這完全符合影像人類學的本質：從歲月之河中抓住流水，或者用咒語讓河流停止。我們藉此抓住了正在從指縫間流走的歷史。
盡管人們可以歷數照相術的諸多優勢，但它的弱點是不言而喻的。它拒絕言說與書寫，僅僅出示曖昧和充滿歧義的姿影，我們甚至無法了解被攝者的生活資訊以及對外部世界的立場。為了彌補這個缺陷，攝影師同時展開問卷調查，列出二十五個問題，由被攝者作答，並把這些問卷隨附在圖像之後，令其成為視覺文獻的一種話語支架。在我看來，這部「上海青年列傳」已不再是「影集」或「畫冊」，而應當被稱為「圖語」。這種資訊的擴展，標志著攝影師正在超越「攝影」或「攝影藝術」的邊際，向著更為廣闊的影像人類學領域邁進。這不僅是攝影師本人的一次跨界行動，也是中國攝影的一次自我進化。在一個信息多元化的時代，攝影正在擺脫傳統的自閉狀態，躍入多媒體以及公共言說的廣闊領域。
胡楊提供的最新文獻向我們證實，沉默了一百多年的中國無聲攝影，正在漸次發出自己最初的聲音。這聲音不僅來自「上海青年」，也來自攝影師本人。盡管他躲藏在影像的北面，但我們已經感知到一個探詢者的身影。從偉大的光學原理出發，他描述了二十一世紀初葉中國社會青年一代的集體肖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