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發達社會中，一個公共協商佔有民主體制能夠行得通嗎？
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發達民主中的正常競爭。例如，在拉塞爾‧哈丁的文章中討論了大人民主中普通公民對于了解復雜的政策問題缺乏動力這一問題。卡斯‧桑斯坦認為，如果普通公民試圖參與到政治問題的討論中來，那麼由于“罷休極化法則”，討論會將他們引向極端的立場。已故的愛麗絲‧馬瑞恩‧揚討論了主張協商的公民與社會激進分子之間的權衡，她認為，有時激進分子的做法可能更有效。伊恩‧夏皮羅在《最理想的協商？》一文中指出，只有很有限的公民協商是有效的，而且這還取決于一些理論問題。羅伯特‧古丁認為人們可以進行自我協商而不需要一起討論問題。匪利浦‧佩迪特和戴維‧米勒認為社會選擇會受到協商的影響。在佩迪特的《協商民主、話語困境和共和理論》一文中，問題在于協商民主希望達到的不僅是對于政策法規的支持，而且還有對于確立這些政策的理由的認同。他通過考察一些事例發現，得到多數支持的理由指向一種政策，而對政策本身進行投票時，會得到另一種結果，即大多數人支持實行X的理由，但是在對結果進行投票時仍可能支持的是非X。那些對于理由不太在意的不太具有協商性的民主形式不會受制于這樣的問題，因為他們只是統計票數。戴維‧米勒在《協商民主和社會選擇》中提出了一個問題，著名的投票循環問題是否會受到協商的影響，這一投票循環于18世紀由馬奎斯‧德‧孔多塞發現，在當代由肯尼斯‧阿羅普遍化。米勒推測，如果投票人一起討論問題，他們更可能分享一種潛在的選擇維度，鄧肯‧布萊克將之稱為“單峰性”（例如標準的左一右維度），並且因此而避免循環。
協商民意測驗通過調查問卷隨機調查協商前後人們的選擇，其結果證實了米勒這一支持協商民主的推斷。在克里斯汀‧李斯特（Christian List）、羅伯特‧C．拉斯金（Robert
C．Luskin）和詹姆斯‧菲什金的著作中，對關于政策選擇的排序所進行的協商民意測驗可以證明這一觀點。人們在一起討論問題時，他們對于應當怎麼做可能有不同意見，但是他們通常會達到一個共識——他們一致同意或不同意的，都不會產生循環。如果所有的選擇都可以依據同一個潛在的維度進行排序，循環就被排除了。因此，協商為民主制度提供了一種排隊循環的保護措施。而傳統的非協商民主則做不到。
在《協商日》中，布魯斯‧阿克曼和詹姆斯‧菲什金按說地將嚴肅的協商帶入大規模的公眾的問題。菲什金在文中總結了協商民意測驗的科學實例，用以幫助設計一種方法，可以大規模的人們在選舉前進行一天的的協商。協商民意測驗以豐富的證據證明，即使是一天的協商，在小型罷休中和全體大會上的、與普通公民一起的以及與競爭的專家或候選人一起的，也能使投票人了解更多的情況，並且會改變很多人的觀點。“協商日”的設計試圖利用這一經驗。“協商日”促使我們去設想，如果能夠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這種協商的努力，將會對當前的“聲刺”民主產生怎樣的影響。設想一下，如果候選人和政黨了解到經過給定一天的協商，經過這個進行全國性討論的全國性節日，公眾能夠獲得大量信息，那麼公眾對話將會產生多大的不同。
自本書2003年出版以來，中國許多地方層級的決策中已經開始進行了這種協商民主的科學隨機調查的嚴肅試驗。在一些鄉鎮或某些工廠，研究者使用協商民意測驗來決定興建何種基礎設施或者是根據公眾的意見來調整鄉鎮的預算。中國的學者與來自西方的學者一起合作，開展這種應用研究，並且取得了相應的成果。關于基礎設施建設和預算決策過程鼓勵民眾參與，可能是將公共決策與充足的和具有代表性的公眾信息輸入連接起來的好辦法。本書關于協商民主的某些基本觀點，也許會在中國得到很好的應用。政治理論應該在實際中得到應用和檢驗。這些思想當然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西方社會，相信也會在中國得到成功的應用。
我與中國的學術同行有過許多的合作經歷，並且每次都會讓我感到十分的愉快。在本書的翻譯出版過程中，張曉敏博士為翻譯工作付出了艱苦的努力，陳家剛博士的組織工作非常細致，我想真誠地向他們表示感謝。中央編譯出版社相繼出版了若干本協商民主的著作，為中國與國際學術對話，為中國的社會進步和發展，作出了非常可貴的努力和貢獻。謝謝他們。
詹姆斯‧菲什金
于斯坦福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