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社會︰轉型社會的秩序再造

重建社會︰轉型社會的秩序再造
定價:168
NT $ 146
  • 作者:孫立平
  •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09-07-01
  • 語言:簡體中文
  • ISBN10:7509709075
  • ISBN13:9787509709078
  • 裝訂:平裝 / 303頁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內容簡介

★社會學家孫立平 直面經濟危機以重建社會再造經濟

我們在這次經濟危機中最大的機遇,就是在危機的壓力之下

下決心進行社會變革,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

為未來幾十年的發展奠定新的基礎

在關于穩定的問題上,我們需要有一個新的思維。我們要準確地來判斷中國發生的這些矛盾和沖突的性質,準確地來判斷社會發生大的危機的可能性。既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特別不要寧左勿右。在這個前提下,用充分的自信來面對這個社會,面對這個時代。

我們應當認識到,基于利益的沖突是理性的沖突,是可以用談判、妥協、討價還價的方式解決的。我們的任務不是消滅這種現象,而是要為這種現象的發生設立規則,要為這種問題的解決提供制度化的方法。好的制度不是消滅沖突,而是能夠容納沖突和用制度化的方式解決沖突。

盡管我們目前的經濟問題是由美國的金融危機引起的,但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與其說與美國今天的問題相近,不如說與歷史上那些傳統經濟危機引發的問題更相近,或者說與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美國所面對的問題更相近。

孫立平,198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並留校任教于社會學系。現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主要從事社會現代化、社會結構變遷、轉型社會學的研究。學術成果頗豐,出版專著(含合著)十余部,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其主要著作有︰《社會現代化》、《走向現代之路》、《發展的反省與探索》、《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當代中國農村——國家與農民關系研究》、《從單位制到社區制——社區建設研究》、《中國農村基層組建設與農村社會保持續發》等。他縱橫穿梭于社會和經濟兩個領域,被很多中國的經濟學家稱為“最懂經濟的社會學家”。
 

目錄

超越穩定 重建秩序(代序)
金融危機背景下的中國
金融危機的邏輯及其社會後果
以重建社會來再造經濟
普通人生活中的大蕭條——重讀《光榮與夢想》(1)
誰種下了禍根?——重讀《光榮與夢想》(2)
以重建社會來再造經濟——重讀《光榮與夢想》(3)
在改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重讀《光榮與夢想》(4)
穿透暗箱 走向透明
暗箱操作——中國之癌(上)
暗箱操作——中國之癌(下)
暗箱操作的制度空間
過度保密與權力運作神秘化
陽光如何穿透暗箱
監督的基礎是什麼?
真的透明產生于多次互動
紅鑽帝國事件與謠言敏感癥
結構優化與社會和諧
結構優化與社會和諧(上)——堪憂的中產階層
結構優化與社會和諧(中)——保護下層生存的社會生態
結構優化與社會和諧(下)——保護和擴展社會流動的渠道
跨越不平等的溝壑
從精英聯盟到贏者通吃
誰的社會?誰的市民社會?
在斷裂的夾縫中
農民工︰從第一代到第二代
產業工人化與市民化
架設溝通斷裂的橋梁
法律剪刀差?
究竟什麼地方出了問題?
法律、力量與正義
底層的生存生態
黑窯奴工與底層的生存生態
生存生態惡化與底層淪陷
我們如何容忍了罪惡?
信息是如何被屏蔽的
基層政治的潰敗
腐敗表明的是基礎秩序的瓦解
腐敗使我們失去了什麼?
腐敗的力量
行業腐敗是腐敗擴散的一部分
事情確實並不復雜
生活細節反腐與基礎制度建設
勢利在損害政府的公正性
和諧社會與政府超越性
勢利在損害政府的公正性
權利平等與社會底線
放下虛榮海闊天空
中國社會結構
我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特征與原因
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及其分析模式的轉換
新農村建設與城市融入
城鄉關系視野中的新農村建設
在代際傳遞中實現城市融入
職業教育與城市融入的階梯
其他
靈活性與僵硬性的兩難困境
職場壓力從何來?
兩種常識兩種邏輯
何時接軌何種國情?
馬路上的利益與政治
 

超越穩定 重建秩序——孫立平訪談錄

南方周末記者 陳敏

走出傳統的穩定觀

南方周末︰明年就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最近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也強調要堅定推進體制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但許多人似乎都有一個感覺,盡管社會上對改革有著熱切的期望,現實對改革也有迫切的需求,但這些年改革的步子似乎不大,問題的癥結在什麼地方?

孫立平︰應當說,在過去若干年中,經濟體制的改革還是有實質性的推進的。但政治和社會體制方面的改革,應當說推進是比較緩慢的。現在我們社會中的許多事情,實際上是卡在這些問題上。我這里所說的不僅僅是狹義的政治體制,也包括利益表達機制的建立,言論的開放和依靠公開化,以及權力制衡機制的建立和社會化的反腐敗機制的形成等。換句話說,目前在改革的需求和改革的實際進程之間存在著一個較大反差。

這種反差來自什麼地方?背後的根本性原因是什麼?我覺得與我們對社會矛盾的評估,對社會危機可能性的判斷,與我們已經形成的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定勢有直接關系。為了不貽誤時機地推進改革,也許需要我們認真反思關于穩定問題的這種思維定勢。

我覺得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在改革前的幾十年中,由于我們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情況估計過分嚴重,使得我們搞了幾十年的階級斗爭;而在過去的十幾年中,由于對不穩定因素、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估計過高,使得我們形成了一種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定勢。在這種思維定勢中,穩定似乎成了一種終極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為穩定讓路,凡是可能影響穩定的事情都要暫停;社會中哪怕雞毛蒜皮的沖突和矛盾都要上升到穩定和安定團結的高度;在黨和政府工作中,影響穩定成了無法擔當的政治責任,在一般民眾那里,穩定成為一種無需論證的話語。

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在過去十幾年的時間里,我們經濟增長的速度是很快的,一些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也在有效推進,但經濟發展中一些重要的結構性矛盾始終得不到解決。如果按照呈敬璉先生的說法,市場經濟也有好和壞之分的話,走向壞的市場經濟的那些因素不但沒有減弱,甚至有的方面在強化。更重要的是在經濟領域之外,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定勢使得整個領導層謹小慎微,畏首畏尾。于是,出于穩定的考慮,政治體制改革始終沒有突破性進展,甚至連明確的思路也沒有;比這20世紀80年代,思想和言論的活躍程度不但沒有進展,甚至有局部倒退,輿論促進社會進步的作用難以充分發揮;由于不能將反腐敗的措施訴諸社會,腐敗在不斷加大的打擊力度下似乎更為猖獗;特殊利益集團的發育不能置于社會的監控之下,其對社會財富的掠奪已經達到有恃無恐的程度;一般民眾利益表達的機制遲遲不能建立……在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時候,地方政府“反應過度”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可以說,在過去十幾年的時間里,經濟的發展是迅速的,但經濟的發展沒有伴隨相應的社會進步。

這里我們需要特別注意到這樣一個社會背景,就是我這些年一直強調的,從20世紀到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定型化。就是說,從那個時候起,貧富差距開始固化為一種社會結構,一種基本的利益格局開始定型下來了。在這樣的情況下,片面地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可能會導致這樣一種結果,即無法實施會觸動基本利益格局的體制變革,在促進社會公平與正義上舉止維艱,結果是社會中現有的利益格局日益穩固化。

從改革的角度來說,在傳統的穩定思維之下,一些重要的改革舉措被延誤了。在改革的過程中,時機和順序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現在回過頭去看,很多事情,20世紀80年代做了也就做了。但在80年代的時候,我們會講很多條件還不具備,能拖再拖一拖。實際上是把這個問題拖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條件更不好的時候。我覺得中國的改革當中,很多的狀況是這樣的。到時候你要付更大的成本,更大的代價。現在我們面對的很多問題,你還會覺得現在我們解決這些問題會有一定的困難,有一定的風險。但是,假如說到了10年以後,也就是2017年的時候,甚至到2012年,五年之後,那時候你可能會有一個感覺,說這些事情還不如在2007年的時候做了,2007年做這件事的條件可能比現在還要更有利一些。

所以我們現在要重新思考穩定的問題,重新思考改革與穩定的關系,要形成關于穩定問題的新思維,並在這個前提下,重建領導層的自信,重建社會的自信,用堅定的自信來推進改革,造就社會的活力,實現新的階段上新的社會發展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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