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觀曲通鑒

序（鄧紹基）
凡例
元代卷
第一章 蒙古中統至至元時期（1260—1294）
第三章 元貞至天歷時期（1295—1329）
第三章 至順至荃芷時期（1330—1367）
陰代卷
第一章 洪武至永樂時期（1368—1424）
第二章 洪熙至成化時期（1425—1487）
第三章 弘治至正德時期（1488—1521）
第四章 嘉靖至隆慶時期（上）（1522—1549）
第五章 嘉靖至隆慶時期（下）（1550—1572）
第六章 萬歷時期（上）（1573—1588）
第七章 萬歷時期（中）（1589—1605）
第八章 萬歷時期（下）（1606—1620）
第九章 天啟至崇禎時期（上）（1621—1633）
第十章 天啟至崇禎時期（下）（1634—1644）
清代卷
第一章 順治時期（1644—1661）
第二章 康熙至雍正時期（上）（1662—1683）
第三章 康熙至雍正時期（中）（1684—1704）
第西章 康熙奎雍正時期（下）（1705—1735）
第五章 乾隆時期（上）（1736—1765）
第六章 乾隆時期（下）（1766—1795）
第七章 嘉慶時期（1796—1820）
第八章 道光奎咸豐時期（1821—1861）
第九章 同治、光緒、宣統時期（上）（1862—1890）
第十章 同治、光緒、宣統時期（下）（1891—1911）
附錄一 曲家碑傳資料索引
附錄二 主要參考書目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王永寬研究員長期從事中國戲曲史研究；樂此不疲，卓有成就。2007年春夏之交，他主編的《中國戲曲通鑒》全稿殺青後，從鄭州來電，囑我作序，不久又托人送來全部書稿的復印件。當時約定秋日寫成，轉瞬進人9月，交序日期臨近，因即落筆，略抒感言，權以為序。

永寬于1978年考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玫讀碩士學位，1981年畢業，學習期間即以中國古代戲曲研究為專業方向；我也愛好戲曲史研究，曾在文學系講元雜劇課，與永寬既有師生關系，也屬專業同行。後來，我們之間多有聯系，我對他從事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成果也有所了解。多年來，永寬一直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及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而以中國古代戲曲研究為重點，多有著作，多有成就。這次主編的《中國戲曲通鑒》即將出版，我看到他在中國古代戲曲研究方面又取得了新的成果，自然是感到非常高興的。

《中國戲曲通鑒》是2004年立項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批準號為04BZW01A），類別為“一般項目”。從現有書稿來看，可以說在永寬的主持下比較認真而且比較圓滿地完成了這一課題。參加這一課題組的還有王鋼、李琳二位同志，關于他們的情況我也有所了解。《中國戲曲通鑒》是他們團結協作、共同努力而完成的重要成果。

本書的《凡例》中一開頭即說︰“本書名為《中國戲曲通鑒》，即是仿照司馬光《資治通鑒》體例，以編年的形式演述中國戲曲發展史。”那麼，這部《中國戲曲通鑒》也就是在近代以來眾多中國戲曲史書中別具一格的著作。

我國傳統史書，基本上有兩種格式︰編年體和紀傳體。通常史家論說編年體史書，總是上溯《春秋》，因為它在編年體史書中最為著名。《谷梁傳》中後，荀悅《漢紀》、司馬光《資治通鑒》都是有名的編年體的史學著作。紀傳體出現較晚，通常認為是司馬遷的創造。對編年體史書，過去有過是否歸屬“正史”的爭議。《隋志》以紀傳體為正史，而以編年為古史，其意是編年之體古，不如紀傳之便于閱讀，故不以為正史而稱為“古史”。但此說漸被揚棄，唐劉知幾作《史通》，敘述史例，分為六家，總歸二體，也就是“編年”、“紀傳”兩體。《四庫全書總目》中雲︰“司馬遷改編年為紀傳，荀悅又改紀傳為編年。劉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敘六家，統歸二體，則編年、紀傳均正史也。其不列為正史者，以班、馬舊裁，歷朝繼作。編年一體，則或有或無，不能使時代相續。故姑置焉，無他義也。”後來清人章學誠作《史籍考》，也以編年與紀傳並列，總冠名為正史。

中國是史學十分發達的國家，但“文學史”這個名稱卻是在近代由國外傳入的，“中國文學史”這類名稱的著作最早也由外國傳入。受其影響，自近代以來我國學人所撰文學史著作在體例上大抵可分為兩類︰分體合編（在一個朝代或歷史時段內按文體論述）的“豎切式”和以時代為序、以作家為綱的“橫切式”。

歷史上的“紀傳”與“編年”之爭論，實際上涉及史書的形式不可能只有一種，必然出現相互補充的多樣格局。晚近以來流行的文學史的結構、形式，也不可能“唯一”，不可能獨尊一體。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有幾位研究近代文學的學人曾有一種設想，分三大塊來編寫文學史著作︰有更接近“紀傳”形式的關于作家作品的論述，有“編年”形式的文學大事記述，有便于闡述文學發展線索和規律的“史論”形式。但近20年不時出現的改變晚近文學史體例格式的文學史著作，最多的還是編年體，且大都是斷代文學編年史，2006年則有貫通古今的大型文學編年史著作的出現。

近代以來的戲曲史著作當以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為最早，也最為著名。它又名《宋元戲曲考》，但它的編寫體例和格式比較明顯地與當時中外學人所撰的文學史著作接近或比較接近。《宋元戲曲史》作于1912年年末至1913年年初，過了10余年，吳梅的兩部具有戲曲史性質的《中國戲曲概論》（1925）和初，過了10余年，吳梅的兩部具有戲曲史性質的《中國戲曲概論》（1925）和《元劇研究ABC》（1928）先後寫成並出版。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又有盧前的《中國戲曲概論》（1934）和《明清戲曲史》（1935），還有徐慕雲的《中國戲曲史》（1938）等出版。嗣後，寫成于20世紀40年代的周貽白《中國戲劇史》和董每戡《中國戲曲簡史》成為這時期有代表性的著作，它們改變了基本上從戲曲文學（作家作品）角度作論述的傳統格局，添加和增多了唱腔藝術和舞台藝術的諸多內容。新中國成立以後出版的張庚主編的《中國戲曲通史》則更明顯地把戲曲作為綜合藝術來研究和論述，內容也就更趨豐富。21世紀初出版的廖奔、劉彥君編著的《中國戲曲發展史》的內容則更為完備。但和文學史著作中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就有文學編年史、80年代陸續涌現各種斷代文學編年史這種情況不同，戲曲編年史著作顯得冷寂，尤其是綜合的戲曲史編年著作更為罕見，永寬和他的同事王鋼先生合作于1994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戲曲史編年（元明卷）》實用創舉之功。如今這部《中國戲曲通鑒》涵蓋了原來的《中國戲曲史編年〈元明卷）〉，對“元代卷”和“明代卷”有所修訂，並在此基礎上補編了“清代卷”，使全書成為一部前所未見的綜合戲曲史編年著作。就戲曲史著作這個局部來說，它的出現當有重要的路碑意義，如果就文學史著作的全局來說，它也在很重要性的方面豐富了這個學術領域。如此說來，這部著作為文學史、戲曲史研究作出新的貢獻，了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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