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學術考論

序
關于崔述學術的幾個問題
崔述的疑古考信和史學研究——與王元化先生論學書（1992年5月25日）
王元化先生致邵東方君書（1991年8月10日）
王元化先生致邵東方君書（1991年12月4日）
王元化先生附識（1992年7月12日）
崔述的古史考證與周公攝政稱王問題
崔述在清代儒學定位之重新考察
論胡適、顧頡剛的崔述研究
經義求真與古史考信——崔述經史考辨之詮釋學分析
附錄 考信錄提要
Prolegomena to My Inquiries into Verifiability（KaoXinlu tiyao）
初版後記
再版後記

這是邵東方博士所著的《崔述與中國學術史研究》。顧名思義，這就是要論崔述的學術，而且是就中國學術史而論之。書中的內容正好包括了這兩個方面。
現在東方要我為他的這本書寫一篇序，我很快就想到的，是人們目前是否還認為有研究崔述學術的必要和可能的問題。也許有人會說，關于崔述，早在本世紀前期顧頡剛等先生已經研究過了，結論也早有了，現在還有什麼再研究的必要？又也許有人會換一個角度說，崔述當然還是可以再研究的，不過以前研究他的學者都是一些大師，現在我們是否還有取得新進展的可能？在這里我願意談一些管見，請專家和讀者們指教。

首先談對于崔述是否有再研究的必要與可能的問題。

關于這個問題，其實含有兩層意思︰一是崔述學術的本身是否還有再研究的價值，二是經過顧先生等的研究以後；是否還有再研究的必要。

關于第一層意思，比較簡單，因為崔述學術主張的核心是“無征不信”，這對于歷史研究者來說實在是一個有永恆意義的命題，只要有用“六經注我”的方法研究歷史的現象存在，崔述的上述主張就總值得我們記取和思考。

關于第二層意思，顧頡剛等先生在幾十年前對于崔述的研究，無疑是非常有價值的，將使他們的學術晚輩永遠懷有敬意。為什麼呢？因為第一，顧先生等隨著時代和學術的進展，把崔述為了維護儒家經典的純潔性而進行的疑古辨偽，發展成了為維護歷史和文獻真實性的疑古辨偽。以儒家經典為基準的疑古辨偽固然也要求真，但它的是非定于一尊，即儒家經典之一尊，所以其特點是封閉的；以歷史真實性為基準的疑古辨偽，則除了知識的限制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限制，而知識的限制本身′總是要在歷史的過程中被否定的，所以應該說顧先生等的學術特點是開放的。第二，顧先生等在事實上也絕對沒有封閉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而恰恰是打開了新的思路，顧先生曾說︰“我們如果善學崔東壁，就應當超過崔東壁。”善學”就要“超過”，這對于我們是多麼重要的啟發。不僅如此，顧先生他們在討論問題時，也是讓各種意見充分發表，顧先生編《古史辨》時是如此，編《崔東壁遺書》時也是如此。就以後者為例來說，顧先生請他的朋友錢穆先生為這部書寫序，而錢先生的見解實際上是與他不同的。甚至顧先生的老師，也就是促使他研究崔述的人胡適之先生，同他的看法也是有同有異的。這里不妨引用這兩位先生為此書寫的序中的話來作比較，顧先生說︰

總之，他（崔述）根本的誤處，是信古史系統能從古書中建立起來，而不知古書中的材料只夠打破古史系統而不夠建立古史系統。這個問題，康有為已經抉摘出來了。

他在此引用了康氏《孔子改制考》的第一卷《上古茫昧無稽考》，康氏在此中對崔述所采用的中國古史材料都取一概否定的態度，而顧先生頗以為然。這從當時破舊心切的角度來看，我們是能夠理解的。可是，胡先生在序中說︰

總而言之，近幾十年的古史研究，大體說來，都已超過崔述的時代。一方面，他所疑為“後儒”妄作妄加的材料，至少有一部分（例如《檀弓》）是可以重新被估定，或者竟要被承認作可靠的材料的了。另一方面，古史材料的範圍是早已被古器物學者擴大到幾部“經”之外去了。其實不但考古學的發掘與考證擴大了古史料的來源，社會學的觀點也往往可以化腐朽為神奇，可以使舊日學者不敢信任的記載得著新鮮的意義。例如《檀弓》《左傳》等書，前人所謂“誣”“妄”的記載，若從社會學的眼光看去，往往都可以有歷史材料的價值。

所以只要把顧、胡二位先生的上述說法一相對照，我們恐怕就不能再說這些學術前輩們已經徹底解決了問題，封閉了這一研究，相反地，倒應該說他們的確給我們留下了可以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