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

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
定價:192
NT $ 167
  • 作者:湯一介
  •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10-07-01
  • 語言:簡體中文
  • ISBN10:7301174055
  • ISBN13:9787301174050
  • 裝訂:平裝 / 270頁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2版
 

內容簡介

北大的歷屆校長都是著名的學者,他們不僅是北大的校長,而且也是某一時期學術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在他們身上集中地反映了當時思潮的熱點和重心。……如果把他們聯系起來作為一條發展線索來考察,那麼他們的活動和貢獻就構成了現代中國學術文化思想發展中的一個歷史環節;其所以如此,除了他們個人的成就以外,是同他們作為北大校長的身份密不可分的。因為他們不只是一個著名的全國學術中心的代表人物,而且周圍還有一大群知名學者程度不同地支持和贊同他們的主張。所以從這個角度審視和考察中國現代思潮,就有可能看到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所經歷的艱難曲折的前進步伐。

本書把歷屆校長聯系起來作為一條發展線索來考察,通過他們的活動和貢獻展現現代中國學術文化思想發展史。
 

目錄

序一︰希望看到這樣一本書 王瑤
序二︰自由的精魂與文化之關切 樂黛雲
教育革新乃強國之本 ——京師大學堂創辦人、大學士孫家鼐
一、一生為官,清正嚴明
二、重翻譯,置儀器,督辦官書院
三、教育為本,分科立學,育可恃之才
學者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 ——欽命管理京師大學堂事務大臣張百熙
一、常懷四海志放眼橫八垠
二、憂國憂民近杜陵救時報國忘己身
三、建第一學府創第一學制
四、哲人其萎德者不孤
先驅者的探索追求與失落 ——中西文化撞擊中的嚴復
一、從“言技”到“言政”、“言教”的歷程
二、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進中國人
三、朝傳統文化的復歸
倡學術自由,開一代新潮 ——學界泰斗蔡元培
一、從翰林院編修到北大校長
二、兼容並包,和而不同
三、求傳統之創新
四、德、智、體、美,育一代新人
敵機轟炸中談中國文化 ——關注現實的教育家蔣夢麟
一、蔣夢麟傳略
二、過渡時代之思想與教育
三、在敵機轟炸中談中國文化
他沒有完成什麼,卻幾乎開創了一切 ——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胡適
一、一代人才與“過河卒子”
二、全盤西化與中國文明
三、文學改良與白話文運動
四、對中國思維方法之探究
五、“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新論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傅斯年先生的文化選擇
一、元氣淋灕的一生
二、變古者恆居上乘
三、科學的東方學
四、孑民外一人
文化研究乃真理之探求 ——湯用彤教授對中國文化之探討
一、湯用彤先生與北大
二、圓融東西,不露斧鑿
三、在歷史的表象背後
“為真理而死,壯哉!為真理而生,難矣!” ——馬寅初校長精神不死
一、“單身匹馬,戰死為止”
二、經濟救國之路與北大精神
三、《新人口論》與文化反思
在真理問題上不能讓步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翦伯贊教授
一、“實業救國”思想的破滅
二、踏上革命的征途
三、要翻歷史千年案
四、為真理而死,雖死猶生
廣闊的文化視野,獨創的革新精神 ——季羨林教授與東西文化研究
一、學者、教授、散文家
二、對印度語言文化研究的新開拓
三、東方比較文化的倡導人
四、永遠前進創新的教育改革者
附錄 新舊之間絕不可能調和兩存 ——陳獨秀與中國傳統文化
一、激進的愛國者
二、反傳統的急先鋒
三、對儒學的全面批判
四、外在的實用與內在的圓滿
一代儒學宗師 ——梁漱溟在北大
一、由佛入儒
二、“五四”前後
三、探討世界格局中的中國文化
四、在《新潮》與《國故》之間
歷史研究在于求真求用 ——鄭天挺教授與北大
一、生平與教育
二、“求真”和“求用”結合的史學目的論
三、“探微”的考據學成就
四、史料整理與史料學研究
五、接受馬克思主義史學
悲劇意識與莊玄精神 ——朱光潛教授對中國現代美學的貢獻
一、生平與學術
二、悲劇與文化
三、朱光潛︰一種文化選擇
中國敦煌學的開拓者 ——向達
一、家世及學歷(1900—1923)
二、由上海到北平(1924—1935)
三、游學歐洲(1935—1938)
四、歸國後由浙大到北大(1939—1949)
五、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歷和治學(1949—1966)
後記
編後記
 

1925年北大校慶二十七周年的時候,魯迅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我觀北大》(見《華蓋集》)。魯迅認為北大有著優良的“校格”,而且以被人視自己為“北大派”而自豪。他認為北大的“校格”有兩條,“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現在北大已經在慶祝自己的九十周年校慶了,回顧九十年來的歷史,總的看來,它的經歷是同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進程同步的,充滿了如魯迅所說的棄舊圖新的改革精神;特別是在學術文化領域,如果要考察中國現代思潮的變化發展的脈絡和軌跡,是不能忽略北大在其中所發生的重要作用的。

近年來由于我國執行對外開放政策,中外學術文化的交流十分頻繁,于是探討和比較中外文化思想的特點、異同,以及彼此間的交流和影響的文章日漸增多,甚至有人稱之為“文化熱”。其實就文化學術思想的變遷而言,這個過程至少從戊戌維新運動就開始成為震撼社會的思潮了,而“京師大學堂”的成立就是一個重要的標志。應該說,這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我們今天仍然處在這個歷史過程之中,因此它引起人們廣泛的重視和思考是很自然的。但如果在進行理論的、思辨的探討的同時,認真考察一下清末以來的歷史進程,無疑是會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的。因為像如何汲取外來學術文化而使之現代化這類重大問題,並不是今天才發生的,前人也曾為此作過深邃的思考,在某些方面還有過艱辛的實踐,無論其成敗得失,他們的經驗或教訓對我們都是寶貴的。由于我們今天仍然處在這個歷史進程之中,因此要寫出一本高質量的學術思想史或文化史還有很多困難,甚至像黃宗羲《明儒學案》、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這類綜觀全局的書籍,一時也還難以出現,因此我想如果只選擇一個適當的角度或審視點,來考察中國在學術文化方面的現代化過程,可能是既具體有徵而又能體現發展軌跡的,在現階段也比較容易著手。我是從一個關心這方面問題的讀者的需要提出這個希望的,並且認真想了一下,覺得如果把北大作為考察的角度或審視點,是相當典型的,容易說明全局性的問題和歷史進程。我設想這本書的名字可以叫做《從歷屆北大校長看中國現代思潮》,我覺得中國現在需要這樣一本書,我自己也希望看到這樣一本書。

我這個想法是受到兩方面的啟發的。第一,30年代法國著名作家巴比塞訪問蘇聯之後,曾寫過一本書,叫做《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實際上是通過斯大林來介紹蘇聯的,當時曾轟動一時;現在看來,不論其觀點是否正確,這種通過某一審視點來總攬全局的寫法是可取的,這本書就寫得很漂亮。魯迅也曾計劃用“茶,酒、女、佛”四個字來作為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的專章題目,同樣是想通過典型的歷史現象的角度來綜述這一時期文學史的全貌;足見如果選擇得當,這種方法是可取的。第二,馮友蘭在他的《三松堂自序》中記述了曾任北大校長多年的蔣夢麟對他說的一段話,很值得我們深思。蔣夢麟說︰“在大學中搞了幾十年,經過許多風潮,發現了一個規律︰一個大學中有三派勢力,一派是校長,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學生,在這三派勢力中,如果有兩派聯合起來反對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敗。”這里說明了他多年當校長的體會。大學中也確實存在這麼三派勢力,因此馮友蘭對之頗加贊許。但他言猶未盡,值得再深入分析。從邏輯上說,三派勢力中兩派的聯合共有三種可能︰其中校長聯合學生反對教授一種,事實上沒有可能,也從未在任何大學發生過;就北大學生方面而論,不僅“五四運動”以來就有“民主堡壘”之稱,直到今天,“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是北大學生首先提出的,“小平,您好”的‧標語是他們高高舉起的,不能設想居領導地位的校長會聯合學生來反對教授。至于校長聯合教授反對學生的事,舊社會在一些反動勢力很強的學校里的確發生過,但在北大這樣的學校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北大的教授人數很多,集中了各種學科的專家學者,用表彰的口氣說是“人才薈萃”,帶點貶意的說法是“知識分子成堆”,或者如十年動亂時期的斥之為“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其實這些意思都差不多,就是說他們是一個在學術上都有一定成就的群體;他們勤懇地教書育人、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盡管由于年齡、經歷和修養的不同,在對某些事物的看法上可能與學生有較大的差別,但從來也不曾想到要同自己愛護的學生處于對立的地位。最後一種可能就是全體師生聯合起來反對校長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在一些大學里也發生過,而且當然是為校長以及有權任命校長的執政當局所最不願發生的。所以蔣夢麟的經驗和體會實際上是從校長的地位考慮的,就是說作為校長,一定要用全力來防止第三種情況的發生;因為如果引起全校師生的一致反對,校長就必然會當不成的。其實這也是當權者在遴選校長時,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因為選任大學校長畢竟同任用其他政府官員不同,任命者必須考慮到這個人選在教授和學生中所可能引起的反應;特別是像北大這樣的學校,他必須選擇學術地位很高、能孚眾望的知名人士來擔任,以便除了希望能夠體現當權者的意圖之外,還能緩和與調整學校內部的關系。就校長本人說,雖然一個大學在整個社會中確實只是一個小的單位,所謂“廟小”、“池淺”也不無道理,但它的影響卻是彌漫于全社會的;因此作為校長,他也必然會珍視這種地位,以學校的名義和聲望進行活動。舉例說,最初主持京師大學堂校政的孫家鼐,他是成豐時的狀元,光緒帝的師傅,當時聲望很高,至少在表面上是支持變法維新的,因此才有設置西學、開辦譯書局等措施,但他又不是維新派,與康、梁等人不同,他還是近代工業(紗廠)的開創者,因此考察他與維新思潮的衍變關系是符合中國現代思潮的歷史進程的。又如“五四”時期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實際上當時“五四”愛國運動是以學生為主的,新文化運動是以教授為主的,校長並沒有公開出面倡導,但林琴南《致蔡鶴卿太史書》仍以校長為主要攻擊對象,就因為他主張大學應“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而且認為大學不僅為“按時授課”之所在,且“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見《答林琴南書》)。可見如果我們認為北大可以作為考察中國現代思潮的一個適宜的審視點的話,那麼歷屆校長的聲望、思想和學術貢獻等是可以作為北大的社會影響的適當代表的。而且教授和學生都是群體,其構成比較參差復雜,而校長則為個人,在總體上是可以代表學校某一時期的社會影響的。因此我覺得從歷屆北大校長來考察中國現代思潮的進程這一設想,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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