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文化創世紀︰殷代隴蜀部族地理與三星堆、金沙文化(繁體版)

序 俞偉超
卷一 總論
引言
考證方法舉例與地名研究聯性綜述
論《牧誓》八國“庸”、“濮”及“羌”之異文
四川出土文物之啟示及隴蜀與西南地名
卷二 專論（上）
小臣牆刻辭地理考正
婦好墓石磬之“妊冉”與冉*
說*、微與戈——由微、戈地望論（工口）方的方位
晚殷伐夷方路程宜屬西夷地名論
說（�止）與*及（�止）*
說*與隕氏
卜辭所見西南地名叢考
殷代*方考
（辰鬲）方、辰衛考——澧縣城頭山古城遺址初探
武丁時尸方及尸方所屬諸地考
三首神考
殷上甲微作裼（儺）考
帝江、工方考
殷代盧帝考
“洋”即漾水、漢水——疋、果、成與岷山道
論卜辭之西戊（越）
卷三 專論（下）
蜀古史年代傳說與人皇
白人與焚
魚國考
氐人半身為魚的神話與蜀人的太陽崇拜
縱目人傳說與瞿方
蜀、廩君、窗土人
宗與鼓、（宗貝 cong）
論雷址與西陵氏之蠶陵及禹出生地的硯石
郁方與古代香藥之路
（石象）方、象郡與象牙、靈龜
川北營盤山五千年遺址與岷山“與子”、朱帝與祝融之關�
殷代黃金及有關問題……
跋 甲骨文西南部族地理的新認識
——讀選堂先生新著《西南文化創世紀》曹錦炎
後記

四川廣漢三星堆的發現，至今正逢十年。這個發現，因內容豐富與奇特，震動了全球考古界，故十年以來有關著述之多、推論之廣，皆屬少有。但在近代的史學或考古學研究中，每當有一種重要的新材料出現後，必是文章紛飛，宏論左右，要等到說清了若干比較表面的現象後，更因有了新的研究角度或方法，才會出現巨著，把有關的研究推上一個新高峰。選堂先生的《西南文化創世紀——殷代隴蜀部族地理與三星堆、金沙文化》，便是這種巨著。

我所以把此書譽之為巨著，首先在于書中提出了一種研究中國古史的新方法——“三重證據法”。上世紀20年代時，由于甲骨文及大量古物的新發現，王國維先生提出了“二重證據法”，主張以歷代文獻與出土古物互證，把中國三代古史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階段。在時間過去了70多年後，由于大量的考古發現，也由于考古學理論的進步，已大致構築起了中國的考古學文化譜系的框架，也愈來愈清楚地看清了各考古學文化相互之間的聯與影響。正是在具備了這種新的研究基礎的條件下，選堂先生便提出了“三重證據法”，主張還應當根據古代部族活動區域的地望來沉古史︰此書即以三星堆的發現為契機，重新審核了甲骨文中有關商代西南地區各部族的地望，相當全面地使商時期西南地區各部族與商文明的本來關�，能夠重顯于世。

我所以把本書稱為巨著，另一方面的道理就是選堂先生又具體論證了甲骨文中有關當時西南各部落集團或稱部族的地理位置，並與已有的考古發現相互印證，重新對商代武丁以後西南各部族的地望作了全局性的推定。有了這個新的推定，三代時期西南古文化的“創世紀”面貌，才真正被勾畫出來。

自《尚書》以來，傳世文獻中存在著許多夏、商、周三朝與西南各部族相互關�的記錄。但因時間淼遠，加上各族的頻繁遷徙，傳說增多，滋生謬誤；至漢代以降，則更是歧說紛紜，莫衷一是。選堂先生所構築的新體系，自然要力排許多舊說。但這個新說，恰恰得到了若干考古新發現的支持，自然可以認為大大勝過舊說。

這里略舉其三︰

一、此書論述大蜀國的轄區可包括川康滇高原，以雅礱江、若水為中心，北抵汶川、武都，東至犍為，南極昆明。今知商周時期的青銅文化，若以戈、（金戊）等武器為言，自三星堆至南漢中、關中西端的寶茹家莊、竹園溝和隴東的靈台一帶所出，正表現出文化上的密切關�。這種青銅武器形態上的共同性，無疑能暗示出這幾個地點的青銅文化至少曾經具有一體性。

二、此書又論述了甲骨文中的舌方即工方，舌字當釋為邛，舌方含有後之邛郟、邛都；（工口）方含有之邛郟、邛都；（工口）又與（�止）交戰頻繁，而（�止）冒伐巴方之事特多，足證（�止）與巴為鄰，（�止）又與舌相近。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自1994年以來，由于長江三峽地區大規模考古工作的進行，已知商時期巴、蜀兩文化的面貌本是非常接近的，而且都受到商文化的很大影響；如果聯兩文化的發展總過程來看，還可視為原是兄弟或姊妹關�。考古學文化所表達出的這種關�，又進一步支持了推定舌方在巴、蜀相近之地的新解。

三、此書把“三危”的古地定在四川境內岷山附近的新解，糾正了漢以來古之“三危”在隴西或敦煌兩地之說。書中把甲骨文中董作賓舊釋的“下旨”，改釋為“下危”；並據甲骨卜辭中多有關“下危”及“危方”的材料，推定“危方”近于岷山，而“危方”因有上、中、下之分，故又稱“三危”。在古史傳說之中，堯、舜、禹時期位于洞庭和鄱陽兩湖之間的“三苗”，在長江流域是力量最為強大的部落集團。古籍中又多“三苗”經堯、舜之際和舜、禹之際兩次來自黃河流域的打擊之後曾發生“竄三苗于三危”（《書，堯典》）的記載，留在當地的三苗餘眾，遂即衰微。古史中的堯、舜、禹時期究竟相當于考古學文化序列中的什麼階段至今尚難肯定，但在長江中游一帶，已可大致判明應屬屈家嶺文化至長江中游龍山階段之時。在長江中游的龍山階段的文化遺存中，陶 頗多見。這是源自東方大汶口文化的器物，至山東的龍山文化階段又通過河南之地傳到了長江中游。長江中游龍山文化的西界在三峽中的巫峽地段，之蒔期陶 的西傳，也就到此為止。再往西，在同時期的文化遺存中就見不到陶 。但在以三星堆等道（�止）為代表的夏、商時期的蜀文化和以忠縣濞井溝等遺（�止）為代表的夏、商時期的巴文化中，卻再度出現陶 ，並一直延續到西周時期。這顯然是在龍山階段以後了，享到巴、蜀文化之中的。它是從什麼文化中傳來的呢？過去，始終令考古學界困惑不解。現在，既然能把古之“三危”定在岷山一帶，疑團就豁然解開了。堯、舜之際和舜、禹之際三苗既然曾經竄向”三危”，原來流行于長江中游的龍山階段的陶 ，自然就帶到了蜀地和巴地，並影響了巴蜀文化而成為一種本身的傳統，長期沿用下去。如按“三危”是在隴西或敦煌之說，為甚麼在那里反而見不到這種影響？三苗竄于“三危”之後，帶去的文化因素，當然不止給那一帶增加了陶 ，但僅此一事，亦有力地證明了舊說之非和新解的正確。

三代時期西南古文化分布的空間範圍非常廣闊，文化的分支又多，而且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又不斷受到其他古文化的影響，其文化面貌是相當雜的。現在選堂先生獨具慧眼，在大量甲骨文材料中，玄索沉，去蕪取精，對商時期西南地區的眾多部落集團，構築起了一個新框架或新的體系，對中國古史研究來說，當然是開了一條新途徑，登上了一個新高峰，功德巨大。

選堂先生學識淵博，功力深厚，上至三代古史、甲骨金文，下達中世之史、敦煌文書、釋道之學，旁及詩詞書畫，無一不精，被稱為一代大家。故兩年前的夏天，當選堂先生在北京的中國畫院舉辦個人的書畫展時，在一次座談會上，史樹青先生便說︰“大家稱古文字研究中有四堂，即（羅）雪堂、（王）觀堂、（郭）鼎堂、（董）彥堂。現在我看應該加上（饒）選堂，稱焉五堂。”選堂先生立即連說“不敢，不敢”，自謙之情，令人感動。但大家都熱烈鼓掌，強烈表達了對他的敬意。今此書完成，我秉選堂先生之命，作此序言，實不勝汗顏，亦略表他使中國古史研究，尤其是西南古文化研究又更上一層樓的欽佩之情和恭祝他的八十華誕！

俞偉超
1996年8月11日于中國歷史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