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像玩雜耍，又像變戲法；剛剛讓它滑過去，隨即又把它抓回來；忽而用想象的虹彩把它點綴得五色繽紛，忽而又給它插上悖論的翅膀任其翱翔。
王爾德 《道連·葛雷的畫像》第三章
「創作藝術作品依然是我的目的所在。你覺得我的處理精巧且具有藝術價值，我實在欣喜萬分。我覺得報上的那些文章好像出自那些荒淫無恥的市儈之手。我實在無法理解，他們怎麽可以將《道連·葛雷的畫像》當作不道德作品呢。」
以上摘自王爾德1891年4月寫給柯南·道爾的一封信中的幾句話，包含著中國讀者會感興趣的內容主要有二。收信人確實就是那位創造了大偵探歇洛克·福爾摩斯及其助手約翰·華生醫生形象的小說家。阿瑟·柯南·道爾（1859—1930）比王爾德小五歲，他倆應美國出版商斯托達特的邀請與之共進晚餐。席間，兩位作家接受斯托達特的約稿，為《利平科特月刊》（Lippincott’’s Monthly
Magazine）各寫一部小說。柯南·道爾在1924年出版的《回憶錄及冒險史》一書中述及：「王爾德送去的是《道連·葛雷的畫像》，那是本有很高道德水平的書；而我則寫了《四簽名》」，此其一。其二是，最早評論《畫像》的一些文章，卻與柯南·道爾的看法大相徑庭，認為此書公開侮辱了上流社會的價值觀，因而直接斥之為「不道德」。事情的緣由還得從頭說起。
十九世紀末葉，歐洲處於社會大變動的前夜，人心浮動，知識界分化的趨勢加劇。在這個被稱為「世紀末」的時期，歐洲文藝界一些富有才華的代表人物經歷著深刻的思想危機。他們對於自己所屬的階層有相當透徹的了解和頗為強烈的憎恨。為了給自己的創作尋找出路，開辟施展才能的新天地，他們中有些人率先走向唯美主義的殿堂，在文學方面倡導「為藝術的藝術」（Art for Arfs
Sake），認為「不是藝術反映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藝術」。王爾德曾經寫下這樣一段話：「在這動盪和紛亂的時代，在這紛爭和絕望的可怕時刻，只有美的無憂的殿堂，可以使人忘卻，使人歡樂。我們不去往美的殿堂還能去往何方呢？只能到一部古代意大利異教經典稱作eitta divana（聖城）的地方去，在那里一個人至少可以暫時擺脫塵世的紛擾與恐怖，也以暫時逃避世俗的選擇。」
奧斯卡·芬格爾·奧弗萊赫蒂·威利斯·王爾德1854年10月16日生於愛爾蘭首府都柏林。他的家世雖不算顯赫，但他父親是眼科名醫，曾給瑞典國王奧斯卡做過治療白內障的手術，並在1864年被維多利亞女王冊封為爵士（倒並非因為手術，而是在人口統計方面有突出貢獻，不過對於次子的命名也許有影響），母親是一位富有民族主義精神的詩人（筆名Speranza——拉丁文「希望」），參加過號召愛爾蘭人奮起沖擊都柏林城堡的「青年愛爾蘭」運動。奧斯卡自幼受到文學氛圍很濃的家庭熏陶，深愛古典文化，曾因古希臘文成績優異在都柏林聖三一學院被授予金質獎章，1874年得到獎學金進入牛津大學馬格德林學院。1805年，以收藏文物著稱的英國議員羅傑·紐迪給特爵士設立了一項以他姓氏命名的詩歌獎。王爾德盡管在大學時代就有詩名，1878年還以《拉文納》一詩獲紐迪給特獎，卻未能成為接受獎學金的研究生，遂於同年從牛津畢業。孰料生命給這位躊躇滿志的才子留下的時間已不到一半了。
王爾德的文學活動領域十分寬廣。他既是詩人（1881年就有他的詩集問世），又寫小說、童話（包括《快樂王子》、《石榴之家》、《阿瑟·薩維爾勛爵的罪行》三個集子以及他唯一的長篇小說《道連·葛雷的畫像》，以上四種除《快樂王子及其他童話》一種成書於1888年外，其余三種均於1891年出版）。他還寫過不少評論和隨筆（較重要的有他自己選編的《意圖集》以及《社會主義制度下人的靈魂》，均刊行於1891年）。但為他贏得最輝煌成功的要數1892——1895年間先後在倫敦西區舞台上首演的社會諷刺喜劇《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一個無足輕重的女人》、《一個理想的丈夫》和姒真的重要》。1891年王爾德根據聖經故事用法文寫下了獨幕劇《莎樂美》。這個見於《新約·馬太福音》第十四章和《新約·馬可福音》第六章的故事，經過十九世紀多位法國作家和畫家的詮釋，特別是以神話和宗教題材色情畫聞名的象征派畫家居斯塔夫·莫羅（1826—1898）所作油畫《莎樂美之舞》，雖然已為後來者作了鋪墊，但是到了王爾德筆下還是給人無比強烈的沖擊，無怪乎英國內務大臣借口「任何以聖經人物為角色的劇目都不准在英國上演」拒絕給此劇頒發演出許可證。德國作曲家理夏德·施特勞斯（即我們經常讀到和聽到的理查·施特勞斯）1905年把王爾德的原劇譜寫成歌劇，只是由拉赫曼譯成德文的唱詞代替了法文台詞。這位晚期浪漫主義作曲家在《莎樂美》和他的另一部歌劇《厄勒克特拉》（1909）中完成了向表現主義的過渡。理·施特勞斯的歌劇《莎樂美》被選為：1998年2月香港藝術節的揭幕之作，其中的《七重紗之舞》更是二十世紀以來許多指揮家和交響樂隊展示瑰奇多變的管弦樂色彩效果的熱門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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