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听底層

苦難的力量（代序）
歷史是如何書寫的
作為歷史見證的“受苦人”的講述
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
民間社會與儀式國家︰一種權力實踐的解釋︰陝北驥村的儀式與社會變遷研究
心靈的集體化︰陝北驥村農業合作化的女性記憶
改換生存方式的沖動︰中國農民非農活動的文化意義
關系資本‧網絡型流動‧鄉土性勞動力市場——廣東省外來農民工調研報告
生命周期與社會保障——下崗失業工人生命歷程的社會學探索
不適應的老人︰兩種意義系統的沖突
代際關系中的公平邏輯及其變遷——對河北農村養老事件的分析
社會學的心智品質與洞察能力
關于“吃”的文化人類學思考
社會變遷中的兒童食品與文化傳承
“道義經濟”還是“理性小農”︰重讀農民學經典論
“弱者的武器”與“隱藏的文本”——研究農民反抗的底層視角

在從事20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民口述歷史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中，我們常常接觸到的是關于苦難的講述，屢屢體會到的是苦澀的味道——濃重的苦難，日復一日讓人們在其持續中麻木的苦難，被密不透風的屏障遮掩的苦難。這些都不免讓人感到沉重。

談及沉重，不由想起一部沉重之作——《世界的苦難》（La Misere du Monde，1993）。這部由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這位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與22位合作者向世人奉獻的表現當代社會普通人生活中種種苦難的著作，為我們記錄和研究口述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啟示。1999年這部基于對社會疾苦大規模調查的著作英文版面世，名為《世界的重量︰當代社會的社會疾苦》（The Weight of the World: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在歷時三年的調查中，研究者們以外來移民、失業工人、無家可歸者、公司女職員、失業經理人、農民、中學生、臨時工、工頭、街頭混混、基層管理者、社會工作者、警察等以社會下層為主的普通人作為訪談對象，通過“對社會的疾苦、悲慘的境遇、難以明言的不滿或怨恨進行探索性的考察”，向人們呈現了這些普通人的生活經歷和故事、他們的痛苦和對痛苦的感受。布迪厄等作者以深切的悲憫之心和細致的關注、耐心的傾听走進這些普通人的生活，並由此而承擔了社會學研究的政治使命與道德意涵——展現普通人的社會疾苦並通過社會學的解釋，揭示其背後深刻的根源。

個體的苦難就是社會的苦難

布迪厄等對“世界的苦難”的研究是從探訪普通個體的日常生活故事開始的。通過一個個似乎卑微瑣碎的有關痛苦的講述，研究者以洞若觀火般的感受力和想象力，發現個體遭遇與社會結構及其變遷之間的復雜關系，並試圖以此超越社會科學研究中微觀與宏觀之間的二元對立。揭示個人苦難的社會性，是布迪厄等人重要的方法論主張︰個人性即社會性，最具個人性的也就是最非個人性的。個體遭遇的困難，看似主觀層面的緊張或沖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會世界深層的結構性矛盾。“許多最觸及個人私密的戲劇場面，隱藏著最深的不滿、最獨特的苦痛。男女眾生但凡能體驗到的，都能在各種客觀的矛盾、約束和進退維谷的處境中找到其根源。這些客觀外在的因素到處都是，體現于勞動力市場和住房供應市場的結構之中，表現于學校體制毫不手軟的約束之中，銘刻在經濟繼承與社會繼承的機制之中。”（布迪厄、華康德，1998年，263—263頁）。

“社會苦難”或“社會疾苦”（social sufferi”）在醫學人類學重要代表人物凱博文（Arthur Kleinman）的研究中也是一個核心概念。他的研究強調痛苦是一種社會經歷，並力圖打破以往的分隔——將個體從社會層面的分析中分離，將健康從社會問題中分離，將表達從經驗中分離，將痛苦從干預中分離。那些標準的二分法實際上是理解的障礙，它阻礙我們理解人類痛苦的形式如何可以同時是集體的又是個體的，經歷痛苦與創傷的模式如何可能既是地方性的又是全球性的（ Kleinman，1997，ix-xxv）。

在此我們又一次體會和感受到米爾斯（C．W. Mills）所倡導的“社會學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在具體情境中的個人煩惱和社會結構的公共議題之間建立聯系、在微觀的經驗材料和宏觀的社會歷史之間進行穿梭的能力。米爾斯強調，個人日常生活世界中無法解決的煩惱是他們無法控制的社會結構變遷造成的。在此意義上，影響每一個人的歷史乃是世界的歷史（米爾斯，1996年，31—43頁）。當然，對苦難的社會性理解更可追溯至已成為社會理論經典的涂爾于的自殺研究。在涂爾干看來，自殺是個人行為，但該行為受到人周圍社會環境的強烈影響，因而自殺更是一種社會事實（涂爾干，1988年，257—280頁）。

通過對普通人口述歷史資料的搜集，通過研究者與被訪者面對面的交流，特別是通過與歷史的親歷者具有深度和密度的互動，我們就有可能在個體的經歷和講述與宏大的社會歷史進程之間建立聯系，有可能在個人的“苦難”與社會結構變遷過程之間建立聯系，並就此進程獲得理解和解釋。例如，在《世界的苦難》的描述中，社會疾苦存在于種族問題、鄰里關系、黑人貧民窟、基層職能部門、工人階級命運、教育體制、家庭代際關系等幾大領域中。其來源被布迪厄歸結為與市場意識形態的擴張和新自由主義政策全球化同時出現的“國家與市場的雙重撤退”，它們可以表現為公共物品供給上國家的退出及公共服務的枯竭、國家體制中的“制度性自欺”、由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工人階級渙散和勞工運動的消解、教育體制制造的社會排斥和集體失望、與所有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的家庭代際關系的斷裂等，所有因處于特定結構而感受到的“位置性痛苦”（positional suffering）和與集體衰落相伴的個體遭遇都可以歸結于苦難的政治根源——社會性的喪失和國家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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