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宇宙觀與政治文化

中國古代宇宙觀與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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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此前的歷史學界研究宇宙觀,主要是將其視為一種思維形式,並且特別地關注它的起源;而考古學術界關于宇宙觀研究多針對在考古發掘中發現的具體的、可移動的遺物或不可移動的遺跡。而王愛和的這部著作與眾不同,它關注政治與宇宙觀之間的緊密聯系,即認為宇宙觀從來都不是一種單純的思維模式,因此不能獨立存在于由實踐、禮儀、物質和話語等多種形式組成的權力關系之外,同時,也沒有一個政治體系能優先或脫離于宇宙觀。就是說,權力的行使和宇宙的觀念既互相塑造,又不斷地互相改造,只因它們都同屬一個多面體。

這本《中國古代宇宙觀與政治文化》由王愛和著,金蕾、徐峰譯,不僅吸收了現代西方漢學界的各種研究理論和方法,而且也吸收了來自中、日學界的研究成果,可以說,其在研究理論和方法上,博采眾長,對國內歷史學界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借鑒價值。
 

目錄

中文版序
圖表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宇宙觀與政治文化
二、學科方法論與研究命題
1. 歷史學對起源的關注
2. 古典社會人類學與結構主義
3. 漢學研究對結構主義的發展和修正
4. 考古學的新材料和方法論的新問題
三、從意識形態到文化邏輯︰理論模式更新
四、中國宇宙觀的理論意義和方法論的創新
1. 新命題︰實踐、身體、象征、權利
2. 跨學科方法
3. 文化和權力的譜系
4. 歷史人類學與文化歷史學
5. 理論與比較研究
五、古代中國與現代性
六、本書結構
第二章 四方與中心︰晚商王族的宇宙觀
一、導言
二、四方
1. 政治地理︰“方”與“我”
2. 宇宙結構︰四方
3. 祭祀結構︰稀和“方”
三、中心
四、宇宙觀與祭祀、政治活動
1. 空間與時間
2. 天與地
五、青銅時代晚期的四方
1. 克商
2. 向中心轉移
3. 改造四方
4. 中心性的延續
六、結論
第三章 五行︰歷史變革中的宇宙觀
一、導言
二、超越王權的知識和權威
1. 君王神權的篡奪者
2. 五行與國事
3. 五行與兵書
4. 官僚機構和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五行
三、從中心走向循環運轉
1. 宇宙運動之循環
2. 重整時間秩序
3. 對空間秩序的重新定義
四、關聯︰天人之際的新渠道
1. 君權的再創造
2. 文本與關聯系統的建立
3. 宇宙觀綜合化和君權理論化
五、結論
第四章 宇宙觀道德化與皇權的演變
一、導言
二、《漢書‧五行志》
1. 《漢書‧五行志》的內容
2. 《五行志》的結構
三、以力克天下還是以德承天下︰圍繞皇權性質的爭辯
1. 水德和五德相克
2. 土德︰五行相克與三統相承之沖突
3. 火德與五行相生
四、地、人、天
1. 地
2. 人
3. 天
五、結論
第五章 皇權之爭︰宇宙的中心和權力的樞紐
一、導言
二、災異︰魔力與天道之間
三、構建皇權的宇宙觀之爭
1. 朝廷文人與地方諸侯王
2. 董仲舒和淮南王
3. 宇宙觀之爭
4. 皇權模式之爭
四、構建天下的政治之戰
1. 文化和觀念的大一統
2. 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
五、皇帝︰權力之樞紐
1. 權力樞紐
2. 天人之際,身不由己
六、結論
第六章 結論︰宇宙觀和權力的再思考
一、宇宙觀和權力的互相構建
二、政治文化的多面性
三、解構中國傳統之“本質”
引用書目簡稱及版本
參考文獻
 

“早期中國”是西方漢學( Sinology)研究長期形成的一個學術範疇,指漢代滅亡之前(公元220年)的中國研究,或是佛教傳人之前的中國研究,此一時期的研究資料和研究方法都自成體系。以吉德煒( David Keightley)教授于1975年創辦Early China雜志為標志,“早期中國”這個學術範疇基本確定。哥倫比亞大學近年設置的一個常年漢學講座也以“早期中國”命名。

“早期中國”不僅是西方漢學研究長期實踐中形成的一種實用分類,而且是探求中國傳統文化之源的重要的實質性概念。

從最初的聚落發展到廣大地域內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秦帝國建立,並且在漢代走上農業文明之路、確立起帝國社會的價值觀體系、完善科層選拔官僚制度及其考核標準,早期中國經歷了從文明起源到文化初步成型的成長過程,這個過程實際上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可以說,早期中國不僅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基礎,也孕育、塑造了此後長期延續的傳統中國文化的基本性格︰編戶齊民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長期穩定維系;商人的社會地位始終低下;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基本都被漢化,帝國疆域的擴張主要不是軍事征服而是文化同化的結果;各種宗教基本不影響政治,世俗的倫理道德教化遠勝超驗的宗教情感;儒家思想主導的價值觀體系以及由此造就並共同作用的強大的官僚制度成為傳統中國社會的決定性力量,等等。追源這類基本性格形成伊始的歷史選擇形態(動因與軌跡),對于重新審視與厘清中華文明的發生發展歷程,乃至重新建構現代中國的價值觀體系,無疑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早期中國研究不僅是西方漢學界的研究重心,長期以來,也是中國學術研究中取得巨大進展的重要方面。早期中國研究在中西學術交流的大背景下,形成了獨特的研究風格和研究方法。這就是︰擴充研究資料、豐富研究工具、創新研究技術,多學科協同不斷探索新問題。

1916年,王國維以甲骨卜辭中所見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稱、世系與《史記‧殷本紀》所記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稱、世系一一對照,發現《殷本紀》所記殷代先公先王之名,絕大部分出現在卜辭中。王國維把這種用“紙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互證的研究方法稱為“二重證據法”︰“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

出土文獻資料在現代的早期中國研究中顯示出越益重要的作用。殷墟甲骨100年來約出土15萬片,其中考古發掘出土的刻辭甲骨有34 844片。青銅器銘文.1937年羅振玉編《三代吉金文存》,著錄金文總數4 831件,其中絕大部分為傳世器。《殷周金文集成》著錄資料到1988年止,共著錄了金文11 983件。此後到2000年,又有約1 350件銘文出土發表。最近二、三十年,簡帛文獻資料如銀雀山簡、馬王堆帛書、定州簡、阜陽簡、郭店簡、上博簡等都以包含大量古書而深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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