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興奮劑的反智主義
寫出一部著作，讓它在未來數十年乃至數百年問成為種種洞見的基石，是每一位歷史學家的夢想——尤其是生活在充斥著謊言文化中的歷史學家。理查．霍夫施塔特(RichardHofstadter)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inAmericanLife)就是一本這樣的書，這本書出版於1963年初，正值麥卡錫時代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的社會動盪之間的樂觀時刻。“以往自由社會中的主要美德之一，”霍夫施塔特以傷感卻又謹慎樂觀的態度總結說，“是能夠讓智識生活以各種各樣的風格存在——有些人的特徵是熱忱而叛逆，有些人優雅而高貴，或者簡潔而又尖刻，聰明而又複雜，耐心而又明智，還有些人長於觀察與忍耐。要理解即便在一個頗為狹隘的社會中也會存在的種種美德，重要的是坦率與寬容……當然，選擇之路可能無法前行，控制未來文化的可能會是對某種信仰懷有執念的人。這些可能當然存在；但只要我們讓自己的意志在歷史進程中發揮作用，我們就可以相信，未來不必如此。”
四十多年前，還是大學生的我第一次讀到了這些話，它們感動了我，而且如今依然不變。向霍夫施塔特致敬，是讓我在新世紀來臨之後不久開始寫作《反智時代》的動機之一，在我尚且年輕，還能彌補荒廢時光的時候，他的書將我從習慣性的智識惰性中喚醒，改變了我的人生。此書的研究工作大部分完成於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和2008年總統大選初期之間。當時，我(和其他很多歷史學家和記者一樣)認為，喬治·W．布希(GeorgeWBush)的八年總統任期是現代美國政治生活中反智主義和反理性主義的巔峰。
2008年冬，我的書由潘塞恩公司推出了第一版精裝本，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參議員巴拉克·侯賽因·奧巴馬(BarackHusseinObama)和更年長的參議員希拉蕊·羅德姆·克林頓(HillaryRodhamClinton)正在新罕布什爾州的雪中為了爭奪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艱難跋涉。我將理性和對知識的尊重視為擔任總統一職的必備條件，因此，我認為，不論奧巴馬還是希拉蕊，相對於布希而言都屬進步。但是，我並不覺得有理由改變我在上一版序言中的悲觀論點——我當時指出：“難免讓人擔憂的是，美國歷史的天平已經大大偏離了充滿生機、豐富多彩的智識生活，它們對民主制度的正常運轉至關重要。”在我看來，我從布希政府身上看到的反智傾向與其說是證明了布希的個人缺陷，不如說是體現了一種更普遍的進程，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愚蠢的標準在美國文化中越來越低。“四十年來，”我寫道，“在一種半自覺的新型反理性主義影響下，美國特有的反智主義傾向大大加劇，這種反理性主義與由視頻圖像和無休止雜訊構成的無知的流行文化互相促進。它不但與這個國家十八世紀啟蒙理性的遺產相矛盾，也有悖現代科學知識，由此激起的一輪反智主義大潮將給美國文化與政治帶來以往的反智潮流所不能及的巨大危害。確實，普遍的反理性主義和反智主義如今已經成了同義詞。”
在寫作時，我總是擔心自己聽上去像是古板的技術恐懼者。那段話如今看來更像是謹慎的保守說辭，而不是反動的哀歎。十年前，和我一樣非常擔心各類技術，特別是互聯網對公眾注意力和整體知識水準的衝擊的學者和媒體人士相比現在更加之少[儘管也有雪麗·特克爾(SherryTurkle)和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Carr)等值得一提的例外]。當我提到我們對圖像而不是文字的依賴日益加深時i我想到的是YouTube、電子遊戲和網站上以圖片形式對資訊的簡化。數字技術所推動的語言貧乏所造成的文化影響早已遍及社會各個層面，手機短資訊和發推又加速了這一進程。社交媒體在2008年的影響力遠不及今日——尤其是在新聞的傳播和驗證方面。如今意義上的“假新聞”(fakenews)一詞那時還沒被創造出來。我的書裡甚至都沒有提到創立於2006年、當時擁有約100萬名用戶的Twitter(它在2016年擁有超過3．17億用戶)。在發展之初，很多四十歲以上的人認為Twitter是專屬於小孩子的媒體。說到底，哪有成熟的人會想把交流限制在140個字元之內？我相信，假如我在2008年想像著未來的總統候選人和總統所中意的交流模式是半夜發推，而且那140個字元裡有很多“騙人”“錯誤”“糟糕”之類的詞，後面還跟著感嘆號，嚴肅的評論家一定會視我為笑柄。
但在2015年夏天，當唐納德·J．特朗普(DonaldJ．Trump)乘坐那架現在已經饒有名氣的自動扶梯走向特朗普大廈的大堂，宣佈參與競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我並沒有感到多麼詫異。也許他在某些傲慢的紐約理髮師眼裡不過是個“大柳丁”，但我總是認為他有機會贏得共和黨提名。在他征服共和黨陣營之後，我也認為他有機會在大選中擊敗希拉蕊·克林頓——儘管，作為一個總是自認為屬於自由主義者的人，這樣令人不安的預感完全不會讓我感到愉快。我在紐約和華盛頓的朋友們——大多是記者和作家——總說我瘋了。大選走向尾聲之際，其中有些人(暫時)不再與我對話，我也不能因為他們回避我對特朗普戰勝克林頓的可能性無法釋懷的不安而責怪他們。他們會說，誠然，2016年左右的美國文化尚不能看作一個新的啟蒙時代，但美國人還沒愚蠢到選中一位拒絕聽取國家安全簡報、宣稱氣候變化可能是中國設下的騙局、模仿殘疾記者手臂行動不便的樣子加以嘲弄的候選人。
……
(區別於右翼宗教基要主義者和強盜資本家的)右翼知識份子長期以來一直傳播著將所有知識份子斥為左翼分子的欺騙性邏輯，因為不讀書的美國人對這個國家的思想史瞭解得越來越少。這種無知最明顯、最令人不安的表現在於，人們對其他觀點再無好奇，無知在這一進程中既是原因，也是結果。在我的《自由思想者：美國世俗主義史》(Freethinkers：AHistoryofAmericanSecularism)2004年出版之後，我收到了在美國很多地區演講的邀請，我以為這些是向形形色色的聽眾講授美國世俗傳統的機會，於是欣然接受。到頭來，我發現自己完全是在向觀點相同的人佈道。除了幾所要求學生為了學分來聽講座的大學之外，聽眾幾乎全都是原本就和我意見一致的人。嚴肅的保守主義者在巡迴演講中也報告了完全一樣的情形。
不願聽取對立觀點，或者不願去想像向思想或文化上的對手學習的可能性，這種心態意味著背棄美國大眾和精英的思想傳統中最優秀的一面。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裡，千百萬美國人——包括很多虔誠的宗教信徒——為了聆聽羅伯特·格林·英格索爾(RobertGreenIngersoll)的演講，擠滿了全國各地的講堂，作為“偉大的不可知論者”聞名於世的英格索爾對傳統宗教和教會對政府的任何影響都予以痛斥。當英國博物學家、達爾文進化論的傑出宣傳者湯瑪斯·亨利·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在1876年初次到訪美國的時候，來聽他演講的人摩肩接踵，儘管他關於人的由來的見解讓不少聽眾大為震驚。十九世紀的美國人，不論接受過的正規教育是多是少，在聽到英格索爾和赫胥黎這類人的演講之後，都想要自己再思考一番。這種好奇心甚至在魔鬼是否長著角這樣的問題上都堅持要求第一手證據，它對任何社會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健康都至關重要。在當今美國，不論是不是知識份子，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聽不進任何與自己不一致的聲音。這種頑固執拗不僅體現了精神上的惰性，也反映了反智主義的本質。十九世紀末期，人們會在大平原上奔走千里，只為親耳聽到英格索爾和赫胥黎等總是攻擊聽眾們最珍視的信仰之人的觀點。如今，很多美國人連政治意見和觀點不同的Facebook頁面都懶得打開。
美國如今染上了一種將無知、反理性主義與反智主義交織在一起，在技術的作用下突變的病症，它比過去那種週期性的疾病更加危險。當前這輪爆發所產生的嚴重危害與人們對一切不以為意的精神狀態是分不開的。矛盾的是，這種心態既富有攻擊性，又消極被動。從政客到媒體高管在內的所有人都在咄咄逼人地強化這種狀態，他們的生計依靠的就是吸收名人金句和博客言論為己所用的公眾；宣稱資訊娛樂之樹上的果子將帶來輕鬆歡愉的蛇控制著公眾，公眾被動地接受了這些東西。文化保護主義者們是否還有時間和意願來療愈這個毒蘋果不斷加深的毒害呢？只要我們讓自己的意志在歷史進程中發揮作用，我們就總能心懷這樣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