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夢想改善世界，而我何其有幸，比一般人更能實現自己的夢想。那即是說，我的影響力被過度誇大了。當英國被迫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時，我被貼上「搶了英格蘭銀行的人」的標籤。前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指控我是造成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的首惡元兇。俄國總統普亭要我為發生於喬治亞與烏克蘭的所謂「顏色革命」負責。而且，我對二○○四年布希總統的競選連任採取反對立場後，我就被指控為意圖用錢左右選情。這些宣稱全都言過其實，或者根本是空穴來風。例如，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的幾個月，我並沒有買賣亞洲貨幣，因此不可能是禍首。不過我的確涉及其中幾個以及許多其他事件。我的基金會在前蘇聯帝國轄下的部分國家內甚為活躍，並且支持致力於將這些國家轉變成開放社會的力量。當共產國家的巨大神主牌崩塌時，我的基金會為文化、教育與科學提供了些許緩衝，也協助教育一群新興、具有自覺意識的羅姆人（吉普賽人）菁英。讓九國政府、歐盟與世界銀行同心協力改善羅姆人命途的「接納羅姆人十年運動」（譯注一），乃是出自於我的構想。正當九○年代的巴爾幹戰爭期間，我的基金會聘募了勇敢的人民，盡其所能來消弭籠罩著塞拉耶佛城的恐怖氣氛。我也是「公布你所付」（譯注二）運動和「採掘工業透明化推行計畫」（譯注三）的幕後推手。對也好，錯也罷，我自認對世局可以發揮作用，並能形成方策。
我何以得此殊勝地位呢？那說來話長，而我已經透露一些蛛絲馬跡了。總括說來，我相信自己統合了三項條件。首先，我已發展出一套概念架構，使我對歷史能夠具有一定的了解，特別是關於我所稱的「遠離均衡」的情況；其次，我有一套堅定的倫理與政治信念；第三，我賺了很多錢。許多人擁有其中一、兩項屬性，但三者兼備的，那就寥寥無幾了。此外，我所設立的非營利基金會的網狀組織讓我熟知各地事務，以此做為堅實的基礎，我便能夠在種種議題上發聲，並博得傾聽。而且這些基金會的營運者享有參與他們國家政事的權利，那是身為外人的我所沒有的。
早先的時候，我乃是孤軍奮戰。在蘇聯體系瓦解之際，我的基金會單憑己力即可成就許多事；但當我試著跟其他機構或政府合作時，反而成效不彰。事情變化太快，讓人跟不上腳步。有頗長一段時間，我的基金會在當地差不多是獨挑大樑，因此很具影響力；但當我提出種種的政策方案時，建議通常有如春風吹驢耳。從那時起，情勢幾乎完全逆轉。我獨自完成事情的能力大幅衰減，這部分是因為我處理了較大的議題，另一部分是由於我不再是場上唯一的玩家。在另一方面，我獲得了可觀的號召力。藉由接受提案，或者僅是共襄盛舉，我也能夠對議題的進展有所助益。如此使我比早期更能形成方策，並在議題上採取立場。
我想要澄清一下自己的立場。我的目標是要讓世界更美好，這並無獨特出奇之處。許多人也懷有同樣的熱望，而且比我更為無私地戮力實現。使我與眾不同的是，我可以比大多數人幹得更轟轟烈烈。澤文考夫斯基還在擔任馬其頓總理時，有回描述我為一個沒有國家的政治家。「國家有利益而無原則，」他說，「您有原則而無利益。」我喜歡這樣的說法，並且試著盡力奉行。這個世界極需沒有國家的政治家。
我們的社會一向懷疑自命清高之輩，這倒也不是全然無的放矢。許多富人成立基金會乃別有用心，我相信自己並非如此。能夠為所當為，即為殊勝罕有的特權，得以享用該特權，便是莫大的回報。但是我總會告訴質疑我動機的人，他們做得對。當我自稱沒有私心時，證明之責就著落在我自己身上了。
做為一個沒有國家的政治家，我面臨許多障礙。首先，我並非當真毫無私心。我必須坦承，我渴望發揮作用，而能親涉歷史事件，也讓我志得意滿。其次，我並非全知全能，而是必定會犯錯。有如此認知，並且知錯即改，使我在金融市場裡大有斬獲。在世界事務的領域裡，犯錯則貽害更為久遠。第三，我深知並沒有人推選我或任命我來守護公眾利益；我是自願承擔這個角色的。某人若有方策，卻無須對公眾負責，人們對他起疑乃是理所當然。然而我相信，人類的共同利益極需受到照護，而照護得不夠完善，總比根本不試來得好。柯瓦佑夫──我所崇拜的英雄之一，有回對我說：「我畢生都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他過去是前蘇聯的異議份子，後來在俄國下議院受理人民陳情案，並在調解第一次車臣戰爭一事上扮演了要角。我試著追隨其步伐。在金融市場裡，我所採取的立場是為了要贏；在社會的範疇中，我所採取的立場是基於信念，而不論成敗。金融市場並不受制於道德考量，但道德應該在社會範疇中佔一席之地，這是二者之間的差別。
我現在年過七十五了（譯注四），來日已經不多，因此，在有望於個人今生完成的志業以及我走了以後我的基金會網的使命之間，必須做出區分。我不願為自己設定議程，因為我想要讓它保持開放，但我必須開始為我的基金會設定議程，因為之後我再也無法如此做了。
本書有助於我釐清自己的議程。有時，我見事透徹清晰，這時，我做事果敢明確。這在我的金融職場生涯中已經發生過許多次了，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我「搶了英格蘭銀行」的那一樁。這也發生在我的慈善與公共事務的生涯裡，其中最為顯著的是，在蘇聯體系崩解之際決定成立開放社會基金會網，以及反對布希總統競選連任。當我坐下來撰寫本書時，我卻感到混沌不明，而這正是我要坐下來寫這本書的原因之一。一旦完稿，我感覺到自己又處於透徹清晰的時刻。我明白什麼事該做，而我也已經準備就緒了，即使那意謂著要打的是注定失敗的戰爭。我衷心熱切地希望，讀者奮力讀完本書時，也能興起同樣的感受。
我發展出一套在我生命中扮演著核心角色的哲學，雖然它與錢無關，卻指引了我如何賺錢，如何花費。我深知那套哲學對我個人來說有多麼重要，但是我仍在揣摩它對別人是否也可以具有類似的重要性。這是我的最高優先，而且本書大概是我關於此事的最後努力。
我把那套哲學轉化成為政治議程，因此界定出自己的目標是要建構一個全球開放社會，而在兩個層次上追尋這個目標，其一關係到世界秩序，另一關係到個別國家中盛行的秩序。
我發覺實際關於世界秩序的議程著實令人氣餒，雖然其中滿是雄圖遠謀、宏言偉論，卻發揮不了什麼作用。我的基金會習慣於搞定事情，這就是為何我總覺得光說不練的談話盛會只是在消磨時間與心力而已。要在個別國家中促進開放社會，還有許多事該做。情勢並非總是有利，但機會之窗隨時可能開啟，而機會一旦降臨時，我喜歡立刻採取行動。
我必須說明我所稱的一個全球開放社會指的是什麼──那斷非一個全球政府。政府就其本質，必定會干預個人的自由。當有許多國家可供選擇時，個人能夠移民，但是根據定義，一個全球政府勢必會壓迫人民。我所意謂的確實是指依循國際法來治理。現今當道的國際秩序著實令人不滿，新保守派有一點倒是說對了：國際關係是受武力而非法律所主宰。但那必須改變：國際法必須被強制執行。如此一來，比現有的更為強大的國際機構就不可或缺。我們顯然需要國際刑事法院，但是我們也需要其他沒這麼明顯具有強制力的機構，世界貿易組織便是個好範例，因為它具備一套有效的強制機制。由於對開發中國家不公，世界貿易組織因此飽受指責，而那必須透過修改規則來加以矯正，但該結構本身堪為模範。
一個全球開放社會必須認知到，所有的規則都不完美而有改善的必要。我們還需要改變規則的規則，但無須予以條文化，否則可能會引發沒完沒了的咬文嚼字，在聯合國大會中，我們已嚐到這般滋味了。就讓使用慣例來決定規則吧──對於國際關係中的普通法，該說的還有很多。
我已大致描繪出一個全球開放社會的梗概，它還需要內容來予以充實。在此，我拒絕構思一個永世有效的處方，因為每個社會和每個世代都必須為自己定義何謂開放社會。既有的全球化的型態乃是傾斜不平的。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已經全球化了，但社會所需以求繁榮或甚至存活的機制卻尚未如此。政治協商是以國家主權為基礎，並不足以照顧到人類的集體利益，像是和平、安全、環境、社會正義，甚至是金融市場的穩定等等。
主權是個承襲自君統子民時代的不合時宜的概念。在法國大革命中，國王遭到斬首，而人民接收了國家主權。雖然要取代掉人民主權乃為不切實際之事，但對於現今相互依存關係日漸增長的世界，單單該原則本身並不足因應。有許多令人掛心之事超越了國界，例如我們正面臨的全球能源危機。此外，在一國之中，統治者往往濫用其權，而當濫權已經達到人民別無他法的地步時，國際社群便有責任進行干預。關於卡爾．波普所稱的「片段式社會工法」（譯注五），此正為一例，而且我個人與整個基金會上下都已準備好要積極投入了。
我總是從事於為數眾多的專案，而且案件清單一直在更動。有些專案成功，有些失敗。我傾向對於能夠自行獲致進展的案子涉入更多，而捨棄掉需要太多助力的那些。舉例來說，我一直支持著肇始於二○○○年華沙宣言的「民主國家社群」，因為我認同其原則，但是做為基金會的一項專案，我總把它看作無足輕重。二○○五年的智利研討會是個毫無用處、光說不練的談話盛會，其後，我打算捨棄此案，但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組成後，它總算可能會有些前途了。相反地，起始於二○○二年的「公布你所付」活動，已發展成為一個對抗誤用國家資源所得的成功運動，而我也深涉其中。
撰寫本書有助於我設定將來的優先事項，其中一些與我們先前的活動相去甚遠。我已指認出兩個恐將危及我們生存的問題：全球能源危機與核子擴散。關於前者，我們已是處理「資源詛咒」（譯注六）的最前鋒，並已涉入全球暖化的問題。俄國利用天然氣合約來收買鄰國，以及把原該屬於公眾的收入轉化為私人獲利的政策，將是我們特別關切的事項。相反地，核子擴散問題一直完全落在我的基金會的範疇外。關於此事，我不知道我們能做些什麼，但也不能置之不理。
一個穩定而合乎公平正義的世界秩序的最大障礙即是美國。這樣子說，當真讓我痛心疾首，但相當不幸，我已被說服這其實是丁一確二的事。儘管自911事件以來美國已喪失影響力，但它仍繼續為世界設定議程，而且布希政府設定了錯誤的議程。布希的議程是國家主義式的：強調運用武力，而漠視需要國際合作來解決的全球問題。其他國家也隨著美國起舞，如果這情況長久持續下去的話，我們終將陷入自毀文明的危境之中。改變美國的態度與政策，仍然是我的最高優先。
自二○○四年的選舉以來，這個任務已變得更加複雜，而當我坐下寫這本書時，那即是我迷惘混淆的源頭。問題已不再是如何把布希從總統寶座上拉下來；更為深切地重新思索美國在世界的角色乃有其必要。光是回復前任政府的政策還不足夠，美國必須歷經心態的變革，而該過程須開始於認清反恐戰爭乃是個虛矯的隱喻。入侵伊拉克是可悲錯誤的這個看法已得到認同，但是反恐戰爭依舊是普受接納的政策。
心態的變革不能僅靠幫助民主黨在二○○六年與二○○八年的選舉獲勝就能完成，因為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出民主黨員正從事於深切的重新思考。相反地，由於受共和黨指控為在國防上太過軟弱的心態作祟，民主黨員決意在反恐戰爭上比共和黨還雷厲風行。然而我認為民主黨在二○○六年掌控住眾議院乃相當重要，如此或可揭發布希政府目前仍被遮掩住的罪行。（譯注七）
由於國會選區已因一黨利益而重新劃分，所以要掌控住眾議院並非易事，儘管民意已偏向於反對布希政府了。此外，共和黨得到一個財力雄厚的保守運動的支持，而且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選舉機構遠比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精良。目前的確有迫切需要來強化民主黨，以使雙方的立足點更為平等，但「麥肯－法因高爾德法案」（譯注八）所施加的財務限制將使這件事相當困難。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將繼續享有優勢，因其選舉機構是在這些限制生效前就已經建構好的了。
終極的目標是要從保守派與宗教極端份子目前的掌控中重新奪回共和黨。美國的民主體制是建構在兩黨競逐中間地帶的基礎上，一旦極端份子掌控住共和黨，此一體制即遭到腐蝕。如要恢復平衡，極端份子必須被徹底擊潰，而民主黨在二○○六年轟轟烈烈的大勝將可達成此一任務。
涉入政黨政治讓我覺得不怎麼自在，特別是因為民主黨並不支持我所主張的政策；的確，如果它這麼做，大概就選不贏了。我偏好超然於政治之上，然而在共和黨脫出極端份子的掌控之前，我覺得有義務支持民主黨。我也有意支持能夠抗衡保守運動的智庫和政策宣傳組織，但是我不想讓它們變成另一個極端。如果保守運動對開放社會構成威脅，那麼使用同樣手段的革新運動只會火上加油。然而保守運動自身已證明相當有效。要如何同樣有效地予以抗衡，而又能夠遵守開放社會的原則呢？讓我備感困擾的正是這個問題。
我強調美國是世界穩定的根源與文明的保衛者，確實有些誇大其詞，但如此做是基於個人的一些考量。我選擇定居美國，所以證實自己選擇正確，關係到我的既有利益。此外，我既然要試圖影響美國政策，就不得不採用美國的觀點。但我也是個歐洲人。美國無法適當地領袖群倫，導致我相信歐洲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且歐洲果真辦到的話，也可樹立一個讓美國得以依循的模範。興辦歐洲開放社會基金會，現在或許正是時候。我也正在籌設一個阿拉伯文化基金。共通的語言能讓有受宗派衝突割裂危險的國家更為緊密相繫，而且對於伊斯蘭的偏激化，文化或許可以做為一種抗衡。不消說，在歐洲與阿拉伯的創設案都必須有當地的支持者與主其事者，我的基金會所能提供的，只不過是最初的推力與資金罷了。
美國權力與影響力的急轉直下，已造成世界更加動盪不安。我是「國際危機組織」的資助者與支持者，該組織的使命是要預測危機於未然，並加以分析及建議解決方案。放眼望去，危機紛至沓來，我格外憂慮俄國逐漸高漲的威權獨斷的傾向。我關閉我在俄國的基金會，恰好及時避免遭到迫害，但我許下承諾，要在那兒維持著自由的火苗。我也準備好，要盡力協助那些能舉行自由選舉、並維持獨立於俄國之外的「近外國」（譯注九）。
起初，我並不打算讓我的基金會延續到我死後。我對慈善事業頗有保留，因為那不符合人類本性。我們天性自私，但是慈善家理應行止無私；如此衍生出種種的矛盾，以及偽善的傾向。我覺得自己身為創辦人，比依機構職責行事的董事會更有立場來保護基金會免於落入這些陷阱之中。
其後我改變了心意，覺得如果讓基金會隨我而逝的話，那才真是自私。畢竟許多人正奉獻他們的生命給基金會，憑什麼他們的工作要因為我的死亡而終結呢？但那不是我做出決定的最重要的考量，因為我相信基金會成員應該致力達成基金會的使命，而不是反過來。我了解到基金會確實有個使命，即使沒有了我，他們也能夠繼續實現。該使命是要支持公民社會監督政府的施政表現。那是民主體制中的公民社會的根本功能，卻很難獲得其他慈善家的支持，尤其是在開發程度較低的國家。我獲得這個見解是在南非，該國的執政黨擁有絕對多數，然而由於獨立的司法體制與願意力求政府負責的公民社會，開放社會的條件得以保存下來。與支持公民社會相對應，基金會也應協助政府擴展其能力。這是一個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夠實現的案子。
除了這兩項以外，我希望基金會也能繼續從事其他許多活動。因為我要基金會跟現在一樣保持著企業家的開創精神，所以我必須克制自己，別預先設定它們的活動範圍。在我開始撰寫本書之前，我並不知道自己會專注在全球能源危機的議題上，那麼我如何能預測當我不在時，基金會所應專注的議題呢？
譯注：
（一）這是中歐與南歐數國政府為了改善羅姆人社經地位所共同發起的運動，始自二○○五年，預計終於二○一五年。此外，「吉普賽人」一詞被認為具歧視意味，現今多正名為「羅姆人」。
（二）該活動始自二○○二年，其目的是要說服石油與礦業公司揭露它們支付給個別國家的金額，以讓這些國家的公民得以要求其政府解釋這些錢的去向。詳見本書第六章。
（三）該計畫誕生於二○○二年底，目標在於尋求提高政府天然資源收支資訊的透明度，以減少貪腐情事的發生，並保障這些收入能用於促進該國人民的福利。詳見本書第六章。
（四）索羅斯生於一九三○年，而此文撰於二○○六年。
（五）由於認定人類並非全知全能，而是不免有錯，所以波普主張採用片段、漸進的方式來改善社會，而非進行徹底改造。
（六）天然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傾向於跟資源稟賦較少的國家一樣貧窮；它們的特點是通常擁有較為高壓與貪腐的政府，而且常遭武裝衝突的荼毒。這情況漸以資源詛咒著稱。詳見本書第六章。
（七）本書出版於二○○六年十一月國會期中大選前，結果民主黨以壓倒性的勝利取得參眾兩院的多數黨地位。
（八）又稱「跨黨派競選改革法」，由共和黨參議員麥肯和民主黨參議員法因高爾德共同推動，於二○○二年通過，成為美國規範競選經費的主要法源。此法案引發爭議之處在於，它提高了個人捐款的上限，但限制政黨募集和花費所謂的「軟錢」（即不受聯邦法規約束的政治獻金）。
（九）此詞是俄國用來指前蘇聯諸加盟共和國。
譯者序
當錢多到用不完
傅達德
這是絕大多數人好幾輩子也沾不上一點兒邊的情況，卻曾經困擾著本書的作者喬治．索羅斯（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也會困擾著本書繁體中文版的譯者），也間接塑造了您手上這本書的內容。
索羅斯在完成《意識的負擔》的文稿後（本書附錄收錄其中一部分），迷失於混沌不明的哲學思辯之中，一直找不到出路，掙扎困頓了好一陣子，終究認清自己實在不是塊搞哲學的料，於是權且擱下心愛的哲學，專務賺錢的營生，但仍宣稱他是要把金融市場做為測試哲學理論的即時實驗場，那時他三十來歲。豈知憑藉著還沒搞通的哲理，竟在金融市場中斬將搴旗，所向披靡，而在年近半百之際，就已在煩惱要如何運用這輩子根本花用不盡的巨大財富了。
索羅斯在金融市場裡出奇地成功，應該不能歸因於他具有這方面的天才，事實上，他剛出道就遭遇重大挫折，被老闆約談，說公司有他不多，沒他不少，他於是把握住一個機會，從倫敦轉戰紐約，爾後職場生涯迭有起伏，並非一路平順，當真鴻圖大展，是在他認清哲學非己所長之後。
很多人非常好奇，這麼一個十七歲就離鄉背井、曾經窮到身無分文的匈牙利猶太人，是如何鹹魚翻身，搖身一變，成為富可敵國的金融鉅子。索羅斯也毫不藏私，出了不少本書，大談指引自己在金融市場裡縱橫捭闔的心法，只是大家愈看愈糊塗，也好像無人因為讀了他的書而當真學得致富之道。
索羅斯的哲學思想乃師承卡爾．波普，而波普乃是科學哲學的巨擘，其所提出的「可證誤論」，為科學下了一個簡明精要的評斷標準。筆者在一九九○年囫圇吞棗似地唸了好一些科學哲學的論文，迄今還記得、也偶爾拿出來說嘴的，就是波普的這個定義，其餘的早已打包還給教授了。
對於波普的「可證誤論」，本書已多所著墨，玆不贅述，但索羅斯據以演繹出的縱橫股市心法，可用十六字概括之，亦即：「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過即改，賺莫多焉。」大家可能會以為這是三歲娃兒也知曉的道理，哪裡是什麼無上妙法。有道是「三歲娃兒知得，億萬股民行不得！」這可是知易行難的大道理啊！由於深知完全知識了不可得，而且認定人類不免有錯，所以索羅斯下決策明快果敢，往往先做了再說，不會坐等根本不存在的充分完整的資訊與萬無一失的良方，但也會時時檢討，處處修正。在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裡，這可能是一種最合適的經營手法，也就是他所用的道理雖然粗淺，卻能善予實踐。即使是索羅斯，投資也不免有錯，重點是他能夠做到賺多賠少，這就非常不容易了，須對大勢有充分掌握。他揚名立萬的職業生涯代表作──在一九九二年迫令英鎊貶值並促使英國退出歐洲匯率機制而大賺十億美元──就顯現出他看準大勢的眼光與膽敢豪賭的氣魄，以及他完全摸清楚官僚體系非到最後關頭、否則死不認錯的習性。
索羅斯賴以致富的「不完全理解」也反映在他對經濟學的批評上頭。讀者切勿誤會，我無意?經濟學辯護，因為我跟索羅斯一樣，也對經濟學相當失望，卻是基於不同的理由。
索羅斯指稱經濟學一直在刻意模仿自然科學，特別是牛頓物理學，這倒也非厚誣。的確，自現代經濟學開山祖師爺亞當．斯密以降，領一代風騷的古典經濟學宗師們，多以成為經濟學界的牛頓自許，而經濟學果真是所有社會與人文學科裡最具自然科學樣貌者，亦即量化得最為徹底，而且不乏原先修習數學與物理學專業的學者跨足到經濟學領域來，帶進複雜艱澀的數值模型。然而?了獲取自然科學的樣貌，並非無須付出任何代價。一方面，現在已經很難再看到諸如「看不見的手」、「分工專業化」、「比較利益」、「邊際效用」、「價格彈性」之類啟迪思想的概念出現了，經濟學論文的起頭泰半是些怪異彆扭、不切實際的假設，而那通常是要讓經濟學家可以進行至少兩次的微分，以便求得唯一的解答；另一方面，具有自然科學的樣貌，並不意謂著具有同樣的內涵，有時候一看到經濟學論文的假設，就可以猜到結論為何，其間繁複精妙的演算推論過程未免顯得純屬多餘。數值化並不等於科學，「證誤」也不在於檢驗演算過程是否有誤。
當然，我們不宜過度渲染自然科學的成就，想想天氣預報、地震預測、慢性病治療等等，便可知其限制，此外，科學家們關於牛奶營養價值與核能安全性的立場並不怎麼一致。不完全理解與不免有錯也完全適用於自然科學，只是在自然科學領域裡較少發生困擾著社會科學家的反射現象。所謂「反射現象」，指的是研究者或參與者的思考和行為會與所研究或所參與的事務交互影響。舉例來說，當某經濟學家預測某個物品價格將飆漲後，消費者於是拼命搶購，而供應商故意囤積居奇，如此一來，該物品價格果真上揚，但這到底是預測正確，還是自證為真呢？這個例子還算容易理解，在社會科學的領域裡，有許許多多的事項往往難以確立因果關係，如果涉及道德與價值的問題，那麼根本不會有任何定論。經濟學有個笑話：某位總體經濟學教授的期末考題連續十五年都一樣，但是答案年年不同。誰說經濟學是門沉悶陰鬱的科學？經濟學家也是會說笑話的。
與索羅斯所批評的不同，經濟學並未完全規避反射現象的問題，這或許是索羅斯的貢獻也說不定，也或許是年代與級別的關係，畢竟索羅斯是在半個多世紀前的大學部修習經濟學課程的。現在的計量經濟學頗重視內生性（endogeneity）的問題，也就是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的回饋作用。這問題與反射的情況差不了多少，而且具有明確的數學意涵，不過這在研究所的課程裡才會傳授，以免嚇跑大學部的學生，坐實了經濟學是門沉悶陰鬱的科學的指控。
索羅斯在本書裡反覆抨擊完全競爭理論，卻對獨占、寡頭、獨占性競爭等市場型態隻字未提，這似乎有欠公允。此外，就跟索羅斯自己所建構的社會模型一樣，經濟模型也必須簡化，否則會複雜到無法使用，因此自然有其適用範圍與假設前提。就以完全競爭來說吧，這種市場型態至少須滿足四個基本假設。首先，賣方乃是價格接受者，也就是個別供應者對於市場盛行價格的影響可予以忽略。其次，賣方無法採取策略性的行為，亦即各個供應者的行為不受其他供應者影響，也影響不了其他供應者。第三，任何廠商可以自由地進入市場。第四，買家是價格接受者。這四個條件要能滿足，通常是在一種特定的市場型態裡，其中具有為數眾多的買家與賣家，每個規模都很小，全都不足以影響市場價格，產品具有高度替代性與同質性，市場訊息極為透明而即時，而且並不存在著法令、規模或技術等等的限制，使得進出市場的成本甚低。此外，時間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一時之間，許多調整無從發生（索羅斯在本書中關於生產因素流通性不足的議論主要是著眼於短期），但若時間夠長，經濟行為者便有因應變化之餘裕，使得實際情況較可能符合經濟學的模型，因此經濟學家最常用到的語句除了「其他條件維持不變」外，便是「長期下來」，不過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的銘言卻是：「長期下來，我們全都死光光了。」
這些當然是極為嚴苛的條件，但也並非全然不切實際，特別是從網際網路興盛以來，關於訊息的假設比以前容易得到滿足，使得一些產品的屬性更加趨近於完全競爭，商家們也因此大嘆生不逢時，活在微利的時代。在因素市場裡，這現象較為明顯，而在產品市場裡，廠商可透過建立品牌與產品差異化，來試著將完全競爭市場轉化為獨占性競爭市場，以流行用語來說，也就是從在紅海裡廝殺，轉而開拓出一片藍海，因此所謂的「藍海策略」，只不過是把老掉牙的經濟學概念換了個絢麗動人的包裝罷了。
金融市場（尤其是在開發中國家）其實不怎麼符合完全競爭的假設。雖然擁有為數眾多的投資者，但是其中不乏索羅斯之類足以撼動市場的主力；賣方並不能隨意進出市場；某個廠商的行為多半會影響其餘；此外，謠言和內線消息可能還多過真實的訊息。整個看起來，金融市場或許較趨近於價格領導制的寡頭市場，而非完全競爭市場。索羅斯掌握了這一點（當然還有其他因素），方得以在金融市場裡大發利市，也因而受懷疑從事於內線交易，或運用非全然正當的手段。這就必須說到他的慈善事業，但在那之前，不妨談談「理性預期」。
所謂理性預期，是指經濟行為者若屬理性，便會利用所有可得的資訊做出最適切的預測，而無系統性的偏差。理性預期並不需要經濟行為者擁有完全的知識而且做出正確無誤的預測，然而經濟行為者的判斷結果會被整併進其知識庫中，以做為下一次預測的依據。這與索羅斯的理解，似乎有些出入。
好吧！就算我比索羅斯多唸了那麼一點點的經濟學，也改變不了他的身價多過我數十萬倍的這個事實，此外，是我在翻譯他的書，而不是反過來。索羅斯最令人感到迷惑之處應該是，他在金融市場裡像極了貪婪嗜血的豺狼虎豹，在現實生活中竟然是個最樂善好施的大慈善家，捐款金額已超過六十億美元，而他捐款的動機卻也飽受質疑，特別是他打著「培育開放社會」的旗號，試圖涉入一些國家的內政事務。
我既無意、更無資格?索羅斯辯護，但想指出一點：當索羅斯自覺錢已多到用不完時，他並未開始過起窮奢極侈的生活，而是把自己的財富用來改變世界（不論其真正動機為何），因此忙得不亦樂乎。我還發現，他對一些議題的看法竟然與我頗為近似，這也是我決定翻譯本書的原因之一。例如，我們都認為現代醫學在延長人類生命這件事上做得實在太過火了，反倒在臨終照護方面做得遠遠不足；此外，我們也都感受到美國社會在本質上已歷經重大的變遷──照他的說法，是從「能幹事」變成「覺得爽」；依我的觀察，則是由「勇於承擔」變為「推諉塞責」。
這些年來，索羅斯不斷思索著世界與人類的前途，?自己與麾下的網狀基金會設定繁雜的議程，並且投下鉅額的財富與龐大的人力來謀求改善之道。這本書不但可能是索羅斯宣揚推廣其哲學思想的最後努力，也勾勒出他涉入國際事務與從事公益事業的梗概。問題是，這到底干我們什麼事呢？我們有必要關心嗎？
這樣子問，其實也算得上振振有詞，而且根據理性預期，下述情況出現的可能性恐怕微乎其微，不過我們何妨問問自己，假設錢當真多到用不完，那麼我們打算怎麼加以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