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寫於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間的中篇小說《在莫斯科的那場誤會》（Malentendu a Moscou）原本預定被收錄於《破碎的女人》（La Femme rompue）小說選集（一九六八年出版）。儘管它的文字品質顯然無虞，波娃最後卻捨棄，改以另一部小說《懂事年齡》（L'Age de
discretion）取代。《在莫斯科的那場誤會》在一九九二年才首次公開，刊登於《小說20─50》雜誌（Roman 20-50）。
《在莫斯科的那場誤會》講述一對老年退休教師伉儷妮可和安德烈於莫斯科旅行期間所經歷的婚姻與自我認同危機（在結尾順利克服），並有安德烈與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女兒瑪夏在當地和他們聚首。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所採用的敘事模式顯然極其適於本部小說的主題。透過妮可及安德烈兩人視角的不斷交替（總計細分為二十四則分量平均的段落），讀者處於有利位置，從而短暫地身歷其境，感受夫妻彼此的誤解、未曾言明的失望、越發深厚的積怨。藉由此一敘事技巧，波娃更得以平行呈現男、女視角（安德烈更關注政治，妮可側重感性面）的分歧及相似。波娃在更早期的作品裡即已運用過雙重視角手法（《他人的血》〔Le
Sang des autres〕、《名士風流》〔Les Mandarins〕），但在此部小說裡所展現的強度與互補性更勝以往。
誠如其標題所表明的，此部小說將個人歷史和集體歷史緊密扣連在一起：一趟旅行帶來的政治理想幻滅，以及所觸發的夫妻失和。它從而提供了一九六○年代蘇聯真實樣貌的動人（及批判性）見證。波娃與沙特於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六年間曾數度應蘇聯作家聯合會邀請前往該國訪問，她由屢次的停留經驗得到寫作靈感（沙特更得以和俄羅斯女友利娜．佐尼娜（Lena
Zonina）重聚，小說角色瑪夏的某些特點即以她為藍本）。因此，讀者得以透過兩位主角對異地奇觀的真實體驗和感受來判斷該國的發展變化，並且目睹當地荒謬官僚制度帶來的眾多麻煩事。蘇聯的文化界狀況、彼時與中國交惡期間的外交政策，也引發瑪夏與父親安德烈之間的辯論，後者沒能在重訪的莫斯科親睹純粹、完美的社會主義制度，終而大失所望。波娃於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在一九七一年寫成的《一切都說了，一切都做了》（Tout
compte fait），包含對蘇維埃政權更強烈的批判，且以更多的篇幅探討自由的課題。但本部小說對於蘇聯景況的詳實描繪，仍然讓它成為一份深具價值的文獻。
除了夫妻危機以外，波娃也觸及更廣泛的主題。各個女性角色闡明出女性處境的不同層面：妮可雖然渴望性別解放，年輕時曾挺身奮戰，卻為家庭生活所消磨，以致壯志未酬。她兒子的未婚妻伊雷娜代表新一代的女性，她們聲稱取得一切，斬獲卻止於表面。瑪夏享有的從容自在及獨立自主則是拜性別平等的蘇聯社會所賜。與他者溝通的問題貫穿整部小說，然而其核心主題是變老的苦澀：身體機能衰退，性慾消退，放棄計畫，喪失希望。對年齡的思索更引向對時光的詰問（最終是對普魯斯特致敬）。角色們的內心騷動往往賦予這些思索特別動人的抒情語調。「誤解」的加劇使得角色越發沉緬於往昔時光，最終導向對於人類生命意義的探問：「她被焦慮擊倒：比起面對死亡的恐懼，活著的焦慮更令人難以承受。」這些疑問及主題無可避免地緊密纏繞。而整幅圖畫的核心是身為兩人導遊和翻譯的瑪夏，她觸發了他們的婚姻危機和覺醒。
在用來取代《在莫斯科的那場誤會》的另一篇小說《懂事年齡》（L'Age de
discretion）裡，西蒙．波娃重拾老年夫婦失和的主題，並在合於上下文意的適切位置，原封不動照搬前者的許多段落。但她排除了蘇聯的故事背景，且只採用妻子單視角的敘事觀點：這些書寫上的選擇呈現，使得後者更順理成章被收錄於《破碎的女人》一書。然而，《在莫斯科的那場誤會》本身不言自明的豐富性，催化出此次以單行本問世。
艾蓮恩．勒坎蒙—塔伯恩（Eliane Lecarme-Tab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