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有人主張，香港的命運應由香港人自決。這句話聽來很漂亮，但想深一層卻發現，有一些基本的問題不易解決。
個人的問題比較容易自決，因為不涉及他人。所以個人與自決之間不會有矛盾。但一個地方有這麼多人，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取向，如何才算自決呢？
現時流行的方法，是透過民主程序，去取得多數人的意見，然後要少數人服從多數人的取態。這實質上是把多數人的意見強加在少數人的身上，被迫接受多數人意見的人，會覺得自己在作自決嗎？當然不會！民主只是令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強制變成合法化吧了。投票的結果，實質上剝奪了少數人的自決權。從這個角度來看，羣體與個人自決之間存在着基本矛盾。
如果被剝奪的自決權並不重要，譬如只是讓一個自己不屬意的人多做幾年區議員，那就忍幾年算了。但如涉及宗教自由與民族意識，少數人不一定會接受多數人的選擇。所以，很多時候，民主投票有結果的一刻，就是社會紛爭爆發的開始。原因就是民主必然會影響某部分人的自決。
因此，我一向主張，社會應該包容，這樣才可以提供更多的空間供個人自決。如果一定要佔領道德高位，認為自己的一套才是真善美，別人的都是假醜惡，非要投票決定誰是誰非不可，那社會的矛盾只會激化，再也無法調和。
香港有一部分人，誤以為有了民主，人民就可以自決，社會矛盾就可得到有效解決。其實民主只是一種強行為社會作決定的方式。如果在不適當的時候，選擇不適當的議題，強行要社會作公投，只會把社會矛盾激化，把社會引向撕裂，最後甚至會發生動亂。泰國與埃及發生的情況，正好說明，民主並非解決社會紛爭的必然有效方法。
因此，我們在處理社會問題時，不能只迷信公投，有時亦得利用協商，進行妥協！這樣社會才會和諧，人民才有安穩的日子過。但現在社會上有一部分人，經常譏笑和諧的主張，把妥協視作出賣，拒絕對不同的意見與行為採取包容的態度，這只會把社會引向撕裂，並非一般市民想見到的香港發展方向。
社會問題非常複雜，需要智慧去解決。但民主所用的卻是簡單的數人頭的方法，重量不重質，公平有餘，智慧不足，早已證明是一種有缺陷的制度。所以我不迷信“民主神殿教”，更反對民主原教旨主義。
香港的民主派如果願意開放一點，敢於讓自己的信念接受衝擊的話，我建議他們去看一本書，叫做Beyond Democracy，由Frank Karsten及Karel Beckman撰寫，香港獅子山學會前任行政總監王弼已把它翻譯成中文。
施永青
中原地產創辦人兼董事
序二
關於民主，大概最常被引用的一句格言該是出自邱吉爾的名言，就是當排除了所有其他最差劣的模式後，由民主組成的政府是最差勁的政府。這句即興的話造成之破壞難以估計。它何止在推銷民主制度──既然沒有更好的替代品，大家對民主制度優劣的討論也就顯得不必了。這句話一口氣排斥了其他制度，其威力之大可以從任何民主國家裏沒有人公開質疑民主的情況可以看出來。但就算你公開質疑，要引發有關民主的理性討論亦似乎不大可能，因為絕大多數人都接納了邱吉爾的言論，並假設了不可能有更好的制度。因為民主制度是目前西方信念系統的一部分，不僅在尋求更好制度的討論被封閉，就算任何改善目前制度的嘗試都變得事倍功半。當有人提出民主政府低效無能的證據時，大多數人只會隱晦地聳聳肩，然後換一個話題，彷彿在暗示任何一個由人組成的體制必然會有缺陷，但民主帶來的好處相對其不能避免的瑕疵，當然值得我們體諒。當然，由於這些“好處”被假定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不僅應全盤接受這些瑕疵，而且也不必詳細明證那些假定的好處。
縱使民主在全球的政治論述有着崇高的地位，加上某些國家經常以武力手段企圖為一些仍未享受到民主“好處”的國家“帶來民主”，但有關民主制度優劣的批判分析卻少得令人驚訝。這並不是說作這樣的分析很困難，而是人們認為沒有這個必要。你手中這本簡而精的小書，展示只要有一點點清晰的思路，便會發現民主所帶來的好處不止是鏡花水月（“假民主”，是嗎？），而且民主體制以外的選擇並非人們常常認為的獨裁專政，而是自由。
支持民主的人，在企圖說服你接受民主體制會產生最優良的政府時，都會打出一張“很多人都把民主聯繫到自由”的王牌。而這本書正正表明情況剛好相反。民主制度不會促進自由，反而會透過聲稱符合“公眾利益”來限制自由。很多時沒有人會為何謂“公眾利益”來爭辯，亦不會為其作出定義。正如本書作者卡斯騰和貝克曼所說，最危險的一個詞語就是“我們”。它通常與“應份”、“應該”或“必須”等詞語聯繫起來。這個詞語企圖引導讀者或聽眾，為着“公眾利益”，“集體”的意志“必須”凌駕於個人之上。事實上，“我們”只代表社會上有支配能力的一羣，讓他們把個人意願強加於別人之上時顯得合理。
在上世紀，最令人震驚的和最赤裸裸地把“集體”這個政治意圖強加於個人之上的勢力（即納粹德國和前蘇聯），在人類付出巨大的代價後被擊敗。今天，集體主義思想被悄悄地推行，情況就更加具威脅。許多活在民主國家裏的人，不是他們在知情下被剝奪自由，他們不單止發覺到自由已失，反而更積極爭取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因為現在“我們都是民主派”了。為了“公眾利益”，我們有責任把自己的意願強加於別人之上。
在所有國家都擁抱民主，人民都在此畸型的現代政治童話世界裏快樂地生活的同時，作家福山方濟（Francis Fukuyama）把民主喻為“歷史的終極”。親愛的讀者，如果這本小書能激發你質疑這樣的一個“歷史的終結”，它將會帶給人類莫大的裨益。
王弼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也是一種很大的貢獻。在西方，幾乎完全沒有人挑戰民主制度所聲稱的優點，但在東亞地區，中國內地、香港、台灣、新加坡、日本、馬來西亞和區內許多其他國家經歷了相對波折的政治發展，對傳統的西方政治模式帶來了真正的挑戰。希望讀者可以開放思想，參與這個重要的討論。
卡斯騰和貝克曼的這本入門書可幫助我們建立對民主議題的獨立思考，也防止現代民主狂熱就此塞進我們的腦袋，叫我們照單全收。
蘇兆明
英國商會總務委員會前主席
譯者序
感謝施永青先生和蘇兆明先生為本書寫序，他們兩位都是社會上公認的有識之士，有他們推薦本書，王弼亦無須再多費唇舌。
我動手翻譯這本書的動機很簡單，因為我不認同福山方濟（Francis
Fukuyama）的結論，認為民主制度就是“人類歷史的終極”。我相信，人類文明要再進一步，未必是目前西方民主制度所能夠盛載。畢竟，西方政府經過四、五十年來的一人一票普選，目前百病叢生。有一點要提醒大家：民主普選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政府並非如許多人所說有悠久歷史。大英帝國最光輝的年代，只有地主納稅人才有資格投票。美國於1960年代發生黑人平權運動，國會刪除了投票必須通過識字測驗的條款，大量黑人自此才有資格投票。歐洲的瑞士，女性投票權要到1970年代才通過。一人一票在西方並非歷史傳統，相反，它只是一個推行了幾十年的政治實驗，而成績如何──例如幾乎所有西方民主國家都瀕臨破產，要靠印鈔度日─值得讀者深思。
因此，翻譯這本書與其說是我想否定民主，倒不如說是在中華民族還未搭上這艘搖搖欲墜的“民主號”的時候，不要人云亦云，不妨認真檢查一下，這個制度究竟是否值得我們照單全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們是否應嘗試完善現有制度，甚至發展一個新制度，在自救之餘，也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貢獻？香港人有能力發展新制度嗎？西方許多國家在30年前發動減稅運動，美國的列根、英國的戴卓爾夫人，甚至中國的鄧小平，在改革經濟時都有向香港參考。鄧小平拍板設立深圳經濟特區，曾參考香港就不用多說，至於列根和戴卓爾夫人，也一定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口中，聽過香港這個經濟奇蹟吧。
香港人絕對不要妄自菲薄，希望這本書是一個開始，激發讀者攜手尋找一個新制度，超越民主。
王弼
香港奧國經濟學院創辦人
2015年6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