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九八七年的秋季，我在台大政治系獲得休假，決定赴芝加哥大學做訪問學人。芝大的友人安排我住進一棟學校的公寓宿舍，並告訴我有一位研習政治理論，來自香港的年輕學者也住在同一棟。隔日我到芝大圖書館及研究室等處，熟習一下研究環境，剛回到宿舍住房，看到一張字條貼在門上，留字的原來就是那位香港的年輕學者，也就是本著作的作者鄧文正博士。字條上寫着知我來到芝大，望能一晤。我乍見留字，十分心儀，因我廁身政治學界，歷有年所，但很少看到年輕學者願意在西方名校專研艱深的政治思想與哲學的。當時想像這位香港的年輕學者，可能會有點洋派及幾分自許，我也疑惑：還會不會用華語的普通話交談呢？但我隨即按字條上留下的電話約晤。等到見面時，所看到的這位後來我習稱他大名文正的鄧博士，卻是非常樸實、誠懇，講得一口相當標準的普通話，留了一個小平頭的謙謙君子。我們的相見歡，當然不在話下。我在芝大的訪問只有短短半年，自與文正相識後，頓成莫逆，時常促膝長談。我們都在大學時代攻讀過自然學科。他後來轉而研習政治思想與哲學；我則先轉讀法學，再轉入政治行為學的探究。我們都對政治學科具有濃厚的興趣，雖然他重理論，我重實證，但兩者的研究對象則同屬政治的人間世，且皆重邏輯的推理與慧識。這些背景皆提供我與文正不少有趣的話題及廣泛的思辨，迄今仍令我感受到亞里士多德哲思中所描述的愉悅。
我離開芝大，再到哥倫比亞大學做短期研究訪問，然後返回台大；文正也在不久於芝大完成研習，回到香港，任教中文大學。台、港雖兩地相隔，但仍時通音問。文正原具濃厚的淑世關懷，且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更富深刻的體認與省思。他在返港後，面對現實的社會與知識界，特別感覺社會的提昇，必得從知識教育着手。我有一次訪港，與他相見時，他頗感喟中國近世在推動現代化及引進西學的過程中，對西方知識之源的古希臘哲學，缺乏全盤的理解與探討；縱有少數原著的譯本，也仍欠通透的解讀。所以他認為如要引進西學，提高社會的知識教育，必得先從古希臘哲學的解讀始。但我所想到的則是其中的難題，主要可能在中西學術傳統於思維方式上的差異，以及古希臘文字的難以掌握。這些會使得現代的中國人不易進入古希臘哲學家的思維，獲致所謂設身處地的理解（empathetical
understanding）。後來，我轉而想到，文正一身兼具中西文化思想的優異學養，且能正確掌握古希臘文字，不就是最能作此理解，難得一見的人選！其實我所想的，早成為文正所要做的。為了實踐他對社會的關懷及推進知識教育的理想，他離開中文大學教職後，獨自創設「禧文學社」，分設國學班、西方哲學班，在民間推廣通識教育，並着手古希臘哲學的解讀。這個學社是古中國的學院嗎？還是古希臘的講壇呢？應是中西兩者的融合與通匯罷！我想到講座上的文正，就不能不對他的高尚人格與卓越的識見，致以由衷的讚佩。
文正首先解讀古希臘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以下簡稱亞氏）的巨著《倫理學》。在出版問世後，更不懈地傾注他的心力與智力，再進而完成亞氏的另一巨著《政治學》的解讀。這兩部巨著的哲理，原本相互貫連，在性質上，實為上下篇。文正一併加以解讀，使得中國學術界得見亞氏整體政治哲學的神采與全貌，且能回溯到西方文明的源頭，擴展眼界。我也不能不讚美文正在中西文化的融會上樹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我承文正的厚愛，在他着手解讀《政治學》之初，即邀我閱讀他的原稿，並提出一些看法。我過去雖對近世政治思想有關憲政體制的契約論部分，略有涉獵，但於古希臘政治哲學從未仔細修習。為了稍減這方面的無知，我還是接受了文正的盛意，不過，祇能略說些讀後感而已。於是文正剛解讀完一卷，隨即寄來。我兩次到杭州養疴，皆帶着文正的原稿。夜晚在寓所小陽台的燈光下細閱，抬頭偶看星空，真覺得如同老友余光中教授的詩句中所描寫的：非常希臘。
亞氏的《政治學》是公元前三百多年古希臘時代的論著。據文正的記述，應是亞氏若干有關城邦政治的講稿、筆記，由後人彙編成書，並非文義緊密而貫串的專著。因之，亞氏對希臘的城邦政治從多種層次及面向，加以析論，雖博大精深，但散見在全書的各篇，語意繁簡不一，所創設的哲理及分析的方法也各自不同。所以亞氏的《政治學》並不易讀。從而，如何對這部作為西方知識根源的曠世巨著具有通盤的瞭解，並進而有益現代文明的發展，就必須深入而透徹地解讀。這種解讀可說是對亞氏政治哲學的重整，賦予新的生命。由此可見文正在這方面的深耕與成就，實在意義非凡。
文正的解讀是先進入亞氏的思維，作設身置地的體認，所以在一開始時即解釋亞氏所處古希臘時代的希臘人，在城邦林立的半島上經營生活的背景，以及從中所孕育出的獨特觀念與風尚，並由此再連結到亞氏本人的生活經驗及思想體系。他指出，城邦皆小國寡民，但呈現多種結構不同的政體，而民眾則多富俗世的心懷及理性的思索。置身在這樣的環境中，亞氏終於發展出若干對人與對事的基礎性觀察方式及理論，進而完成整體的政治哲學。經過通透的思慮與研析，文正認為這些基礎方式與理論主要包括自然哲學、目的論、知識論、道德論及結構論等等。文正的解釋是根據自建的一個分析架構，即先釐清所觀察對象的基本概念，再探究所含本質的特性，然後闡明結構中各個因素間互動的關係，最後解釋對象與其他對象之間的關連與作用。在這一過程的解釋下，上述亞氏的每一項基礎哲學與理論，皆各自成為概念精確、意含清晰、結構環節相扣，且層次與作用分明的哲理體系。循着這些體系，進而解讀亞氏探究的核心：城邦政治，整體亞氏政治哲學的系統與其中的脈絡，就明顯地突現出來。文正在關鍵處還選擇有關的近世西方政治理論及中國傳統思想，加以比較，並提出自己的見解與評述。現不妨略窺文正如何解釋脈絡的主軸：他先據亞氏的自然哲學指出，人的自然本質具有善心與群性，因而人的政治生活乃能由個人，而家庭，再村落，並進而組合成群體的城邦，即國家；然後，他再據亞氏的目的論與道德論解說國家是主體，是目的，更是實現美好生活的道德生命共同體。因之，個人自然而然地發展到國家，就是一成德的過程。最後的綜合說明是：自然之道是總體的發展，對每個個人並不是整齊畫一的，像人的聰明才智就不盡相等；在另一面，發展的過程，在不同的環境下，也並不平坦通暢。所以，要邁上成德的自然之道，還須加上人為的努力。至於作為道德主體的國家要如何建構呢？首先要發揮自然人性的情誼，否則，不能凝聚；其次要發展理性公義的法律，否則，不能規範；在另一面，還要培育德智兼善的公民，否則，就難以治理。解釋到此，亞氏的政治哲學就非常平易近人，且可供現代政治的反思。文正的貢獻正如宋代大政治家及大學問家王安石在詩句中所說的：「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
陸續閱讀文正大著的解讀，我從對古希臘政治哲學的無知，變成思維中充滿着亞氏哲理的激盪。再反思現代流行的政治思想及印證現實的政治，不禁滋生許多感觸，甚至慨嘆。亞氏政治哲學的中心是國家，我就略說有關亞氏國家觀的一些讀後感。
亞氏所特別強調的是道德，而視眾人所組合的國家為共同的道德體，並成為人人成德的目的。這與近代的某些國家工具觀或極端的自由論，大異其趣。人的價值當然在追尋自我實現，但自我的能夠實現，必須成就在人人皆可實現的群體中。因之，在尊重個人價值的基礎上，相互之間就要有所超越，建立相互善待及共享福樂的群體道德。在政治生活上，國家也就成為先於個人的道德主體。某些國家工具觀則將國家看成個人實現私利的工具，而極端的自由論更無視國家的群體價值與規範，主張個人的主宰與放縱。這些觀念不僅會因私而害公，在實質上，有害生命價值的提昇，且會造成社會的紛擾及民粹政治的散亂。美國故總統甘迺迪（J.
Kennedy）就曾強調：「不問國家為你做什麼，要問你為國家做什麼。」應是有感而發。亞氏的道德國家觀，實在值得舉世的省思。
亞氏所探究的城邦式國家，公民既是國家主權的擁有者，同時也直接參與國家的治理，而為政權的掌握者。所以，國家與政體或政府在語意上，時常互用。但亞氏在考量理想的國度時，所根據的是政體的類型，且將國家的凝聚與治理的良窳，分開析論，這分明是將國家與政府在概念上分為兩個層次。如此的分畫，在觀察社會欠穩、政府失能時，就不致將視野侷限在政府的效率或財、經、福利等公共政策上的失當，而會深入一層，察覺到真正的問題可能出在底層國家結構的分裂與動搖。亞氏的結構國家觀，實大有助於對現代政治發展的省察及學術上的進一步探究。
但如何才能維繫國家結構的整合，而不致分裂呢？亞氏則提出一項重要的觀念，即公民之間的情誼。情誼來自人的自然本性，在養成習慣後，即可產生凝聚國家的根本作用。我在多年前曾將政治系統分成三個層次，進行政治文化的實證性研究。三層中最基礎的是所謂的國家文化（state
culture），重點在國家認同。這是指人民相互之間在情感上的接納及對整體國家的關愛與忠誠。前者是同胞愛，後者是愛國心。我所進行的這項研究，因與當時流行的研究取向不盡相同，曾引起不少爭議。現在讀到亞氏所強調的凝聚國家的情誼與習慣，這不正是上述國家認同的文化嗎？從今日的現實政治看，國家認同文化的缺乏共識，或就是造成上層政府體制的不能運作及公共政策難以制定的主因。由此可知，亞氏的認同國家觀，對今日政治文化的學術研究及政治根本問題的觀察，皆極具省思的價值。
亞氏國家觀中的道德、結構、認同等，還涉及理性、公義、法律、政治形態、賢能治理及教育等等的作用，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的深思及反省。
我讀完文正大著的解讀後，在求知上雖甚覺喜樂，但又嫌不足，仍想再讀，又想親身到「禧文學社」聆聽亞氏二千三百多年後的東方傳人鄧文正博士，在講座上如何提出問題，解釋義理，會引用亞氏的名言：「吾愛吾師，尤愛真理」嗎？是為序。
胡佛（中央研究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