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這部小說是個意外產物。照我的寫作計畫，它至少該在三年後誕生。《耶路撒冷》寫完，我就開始專心準備一部跟京杭大運河有關的長篇小說。這小說既跟運河有關，運河的前生今世必當了然于胸，有一堆資料要看，文字的，影像的；以我的寫作習慣，從南到北運河沿線我也得切實地走上一兩趟，走過了寫起來心裡才踏實；小說的一條線在一九○一年，這一年於中國意義之重大，稍通近現代歷史即可明白，這一年晚晴政府下令廢止漕運，也直接導致了運河在今天的興廢，如此這般，二十世紀前後幾年的中國歷史也需要仔細地梳理一遍；凡此種種，有浩繁的功課要做，我是預料到工程之大的，但沒想到大到如此，一個問題盤帶出另外一個問題，一本書牽扯到另外一本書，筆記越做越多，我常有被資料和想法淹沒之感。有一天我面對滿桌子的書發呆，突然一個感覺從心裡浮上來：有件事得幹了。這個感覺如此熟悉，我知道有小說提前瓜熟蒂落，要加塞趕到前頭了。這小說就是《王城如海》。
那時候它還叫《大都市》。在此更前它叫《大都會》。我寫過一個中篇小說，叫《小城市》，寫的的確就是從大城市看小城市裡的事。寫完了意猶未盡，想換個方向，讓目光從小地方看回去，審一審大城市。當然是以北京為樣本。我在這個城市生活了十幾年，不管我有多麼喜歡和不喜歡，它都是我的日常生活和根本處境，面對和思考這個世界時，北京是我的出發點和根據地。我也一直希望以北京這座城市為主人公寫一部小說，跟過去寫過的一系列關于北京的中短篇小說不同。區別在哪裡？在「老書蟲文學節」上，與美國、英國和愛爾蘭的三位作家對談城市文學時，我開過一個玩笑：很多人說我「北京系列」小說的主人公文化程度都不高，這次要寫高級知識分子，手裡攥著博士學位的；過去小說裡的人物多是從事非法職業的邊緣人，這回要讓他們高大上，出入一下主流的名利場；之前的人物都是在國內流竄，從中國看中國，現在讓他們出口轉內銷，沾點洋鬼子和假洋鬼子氣，從世界看中國；過去的北京只是中國的北京，這一次，北京將是全球化的、世界坐標裡的北京。放言無忌的時候，這小說才剛開了頭不久，但真要通俗、顯明地辨識出兩者的差異，這一番玩笑也算歪打正著。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從動筆之初它就沒法叫《大都會》。美國作家唐．德裡羅有個長篇小說叫《大都會》，寫紐約的；有德裡羅在前，且紐約之大都會稱謂世人皆知，我只能避開。那就《大都市》？與《小城市》相對。和十月文藝出版社的總編輯韓敬群先生聊及該小說，他以為「大都市」不好，聽著與「耶路撒冷」不在一個級別上，過兩天發來一條短信，蘇東坡的一句詩：「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王城如海》如何？我嗯嗯地敷衍，只說備用。沒想透的事我不會貿然答應，尤其是小說題目。我是必須有了合適的題目才能把小說寫去的那類作家。接下來的好多天，我把「王城如海」寫在紙上，有空就盯著看。我讓這四個字自由地發酵和生長，讓它們的陰影緩慢地覆蓋我想像中的那個故事，直到某一刻，它們巨大的陰影從容、開闊、自然地覆蓋住了整個故事，好，題目和故事恰當地接上了頭，名叫《王城如海》的小說才真正出現了。就它了，也只能是它。王城堪隱，萬人如海，在這個城市，你的孤獨無人響應；但你以為你只是你時，所有人出現在你的生活裡：所有人都是你，你也是所有人。
以我的經驗，瓜熟蒂落的小說不能拖，拖的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你再也不會碰它。熟過頭，你對它的好奇心和陌生感喪失殆盡，寫作真就變成一個程序化的機械勞作，背書一樣面對稿紙複述，寫作讓人著迷的尋找和探究的快樂蕩然無存，這樣的寫作于我是折磨，寧可不幹。所以，既然意外懷孕，那就當其時令，該生就生。
二○一六年一月一日上午，我坐到書桌前，怎麼看都覺得是個良辰吉日，就攤開習慣用的八開大的稿紙，在第一頁的背面寫下「王城如海」四個字，第二頁的背面開始寫小說的第一句話：「剃鬚刀走到喉結處，第二塊坡璃的破碎聲響起，余松坡手一抖，刀片尖進了皮肉。」余松坡的故事從此開始。
自元旦日始，到五月十八日三稿畢，十萬餘字的小東西用了近五個月。我無從判斷寫作的速度快還是慢。有快的，長篇小說《夜火車》十來萬字，一個月寫完了；也有慢的，《耶路撒冷》四十萬字，折騰了六年。但不論快慢，沒有哪個小說比《王城如海》更艱難，很多次我都以為再也寫不完了。寫作《耶路撒冷》的六年裡，橫無際涯的時光如大海，我一個字一個字艱難地往電腦上敲，也沒有為一部小說的無力完成如此焦慮過。不是故事進行不下去，也非中途反復調整，要一遍遍推倒重來──這些都不是問題，我從不為寫作本身的問題如此焦慮和恐懼；只要耗得起，寫作中幾乎不存在過不去的檻兒，實在越不過了你就等，最終時間會慷慨地拉你一把。我遇到的是另外的問題。
多事之秋。各種疾病和壞消息貫穿了《王城如海》的整個寫作過程。在動筆之前祖父就進了兩次醫院，溶血性貧血。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一種奇怪的疾病，血液可以在一個九十六歲的老人體內相互打架，自我消耗，血色素的指標像股票一樣隔天就直線往下掉。本地醫院配不出祖父需要的血，溶血太厲害，血型都測不出來，只好轉院到隔壁城市最好的一家醫院。多次嘗試，血算是補上了，其他問題出來了。上年紀了，各種器官的功能都在衰竭，醫生讓我把祖父想像成一輛老爺車，各個部件都處在報廢的邊緣，汽油供不上只是半路拋錨的一種可能。當然，油上不去，將會加速某些零部件的提前報廢；而對一輛老爺車來說，哪個部件都報廢不起。補過血，回家，一旦有個風吹草動，再四個小時的車躺著去那家醫院。如此反復，祖父真折騰不起了，溶血性貧血在大劑量激素藥的遏制下，成了威脅生命的次要因素，身體的其他部件揭竿而起，醫生說，每一個臟器都可能隨時說不。正是在眾多的「不」聲中，我在遠離故鄉的北京開始了《王城如海》的寫作。千里之遙不能淡化任何一點擔憂和焦慮，相反它在加劇和放大，你使不上勁兒，聽風就是雨，你會為你使不上勁兒羞愧，自責你逃離了災難現場，自責你因為距離造成的冷漠，每一次祖父走到死亡的關口，我都覺得自己是幫凶。我使不上勁兒，連口水都不能端給祖父喝。
祖父是個老私塾，被打成右派前是小學校長，其後被責令當了多年的豬倌。平反時年紀也大了，離休終老，在鄉村裡也算大知識分子；闖蕩過世界，毛病很多，見識也有，但在兒孫問題上還保留了老腦筋，最心疼我這個唯一的孫子。凡我的事，都有另外一套規矩辦。從小我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念書了，回家也和老人住一起，感情自不必說。小時候最大的樂趣之一是去鎮上趕集，祖父騎著自行車，逢集就帶上我，進了集市不管餓不餓，先給我買二兩油煎包子。那是我吃過的最香的包子。出門念書了，從一周回來一次到一個月回來一次到一學期回來一次，再到工作結婚後經常一年回老家一次，祖父迎送的習慣從未改變：我離家之前一兩個小時，他就會拎著馬扎坐在大門口，聽著我收拾行李的動靜，我出門，他也站起來，拎著馬扎一直沉默著跟我走到巷子口的大路上，怎麼勸都不回去，只說，「走你的」，或者「我就看看」。哪天我從外面回來，祖父會提前幾個小時坐到巷口的路邊，就坐著，坐累了回家，抽根菸喝杯茶，過一會兒拎著馬扎再去巷子口。有一年冬天回老家，大雪，車晚點，到家已經半夜，八十多歲的祖父實在熬不動，上床睡了。父親接我，用手電照著巷口至家門前的路，雪地裡很多趟相同的腳印，把雪都踩亂了。父親說，祖父一晚上就沒幹別的，一趟趟地走，跟他說也沒用。那時候手機電話都通，我啥時候能到家早就通報得一清二楚，但祖父堅持摸黑往巷口去，嘴裡還是習慣性的那句話：
「我就看看。」
那夜我到家，在院子裡中說第一句話，就聽見祖父在房間裡說：「回來了？」
祖父從不諱言他對孫子的看重。他像一部上不了路的老爺車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時，一度因為器官衰竭頭腦出現了混亂，身邊的人一個都不認識，聽誰的名字他都茫然。小姑在電話裡告訴我，只在聽到我名字時，祖父突然清醒了，說：「那是我孫子。」
待在北京寫作《王城如海》的每一天，都穿插著多通類似的關于祖父病情的電話。最多的一天，我和家人來回通過二十多個電話。不通電話我焦慮，通過電話我更焦慮，真像蝴蝶效應，家人任何一點悲觀的判斷和情緒都能在我這裡引起一場風暴。每一通電話之後，我都得坐在書桌前穩半天神，拼命地喝茶、翻書，讓自己一厘米一厘米地靜下來，直到下筆時心裡能有著落。
工作之餘我都盡量寫一點，一天兩百字也力圖有所進展。完全停筆不動只在春節前後，我拖著行李箱直接去了醫院，二十四小時守著祖父，一直到除夕前一天回老家。祖父堅持回家過年。有天早上醒來，他說我這是在哪裡，為什麼周圍都是白的，房子連個屋頂都沒有？醫生說，天大的事也等過了年再說，別讓老人有遺憾。這話說得我的心懸了整個年關，生怕祖父出什麼意外。好在挺了過來，祖父又長了一歲。在老人身邊焦慮的確是少了，我可以把祖父攙扶到陽光底下，可以端茶倒水，可以為祖父處理大小便問題，我使得上力氣了。那段時間幾乎不想《王城如海》的事，帶回去的稿子停在哪句話上，離開老家時還在哪句話上，我甚至都沒把稿紙打開，背回去的一堆空白稿紙原封不動地背回來。回到北京，坐下來，繼續在書桌前的煎熬，跟之前有所不同的是，我時刻擔心電話那頭傳來一個確定性的消息。祖父的狀況確實在每況愈下。醫生的結論只有兩個字：隨時。我便在寫作中隨時提防那個「隨時」，而這個「隨時」讓我的寫作斷斷續續、舉步維艱，讓我覺得每一次順利地接續下來都像是一場戰鬥。實話實說，半程之後的《王城如海》，我沒能感受到絲毫的寫作快感，我仿佛在和死神爭奪一個祖父。
五月十八日，三稿結束。六月二十四日，祖父在家中去世，該日故鄉降下多年不遇的大雨。願祖父在天之靈安息！
壞消息在這五個月裡扎了堆。祖父尚在醫院的重症監護室裡，四姑胰腺上查出來有腫瘤，醫生初步診斷是惡性，因為慎重，特從省城醫院請來了主刀大夫。六個小時的大手術，一家人在手術室外掉眼淚。還好，切片結果，良性。我在電話裡得到消息，覺得在生死之戰中，終於勝了一局。四姑待我極好。在鎮上念初中那會兒，學校沒法給低年級學生提供床位，住不了校，我在四姑家住了很久。四姑炒得一手好菜，念大學了，我去學校之前經常繞道四姑家，先吃一盤四姑做的剁椒雞蛋再去坐車。祖父的病情之外，電話內容裡又多了一項，四姑的病情。
四姑術後不久，父親腳腕處積水，嚴重影響了行動，服侍祖父都感到吃力，不得已也開了一刀，臥床數日。他們遠在老家，我唯一可以接近的方式就是電話。我從來沒有如此感激過電話的發明者，偉大的亞歷山大．貝爾；我也從來沒有如此痛恨過這個美國人，每當我坐在書桌前，心緒不寧、驚慌失措地面對《王城如海》的空白稿紙時，我就想，這個小說是永遠也寫不完了，我沒有那麼多的心力應付接踵而至的壞消息。
這些都不算完，看過小說的讀者會發現，小說中花了不少篇幅寫了北京的霧霾和一個叫余果的五歲男孩，他在故事發生期間正經歷曠日持久的咳嗽；他的小嗓子對霧霾過敏，PM二點五稍微往上飆那麼一點，在他那裡就立竿見影。沒錯，寫作這小說的過程裡正值北京曠日持久的霧霾，也因為這霧霾，我四歲的兒子開始了曠日持久的咳嗽，他和余果一樣，對霧霾過敏。剛治好了，霧霾來了，咳嗽又起；費了很大的力氣再治，差不多了，霧霾又來，咳嗽再起。寫《王城如海》的四個多月裡，兒子前後咳嗽了三個多月。聽見他空空空的咳嗽聲，我同樣有種使不上勁兒的無力感和絕望感。那段時間，兒子清一下嗓子，我都會心驚肉跳。白天糾結他上幼兒園穿什麼衣服，穿多了怕他上火，肺熱咳，穿少了又擔心著涼，肺寒咳或感冒咳；我睡得遲，睡前零點左右，看一次他被子蓋得如何，淩晨四點鐘左右還會醒來一次，看他是否蹬了被子，身上有沒有微微的汗意。從早上起床到半夜突然醒來，一天要看掛在書櫥上的溫度計好多次。明知道氣溫變化不會大，還是認真地去數兩個度數之間的一個個小格子，我要精確到半度、四分之一度、八分之一度、十六分之一度。
我從未如此深刻地意識到自己正大踏步地走進我的中年生活：日常生活每天都在提醒我，我是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寫作《耶路撒冷》的時候，我三十出頭，以一個青年人的心態豪言壯語，要努力進入寬闊、複雜、博大的中年寫作，並為此很是認真地想像過，中年寫作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現在不必刻意地想像了，我已然中年，照直了寫，大約就不會太離譜。在小說裡，我多次寫到霧霾，與其說要在其中加入一個環保和批判的主題，毋寧說，我在借霧霾表達我這一時段的心境：生活的確是塵霧彌漫、十面霾伏。
當然，我肯定知道誰都不能永遠都過開心的好日子，生老病死，聚散離合，乃是人生題中應有之義，聖誕老人也不負責每年都往你的小襪子裡塞禮物。說到恰好是情真意切，說多了就是自戀，招人煩，憑什麼你遇到點事就吧啦吧啦磨叨個沒完？所以，打住。《王城如海》已經結束，兒子的咳嗽早已痊愈，在小說裡的那個霍大夫精心理療下，小東西現在身體倍兒棒，兩個小腮幫子上又有了嬰兒肥的跡象。四姑康復良好，逐漸適應了腹腔內摘掉部分器官之後的空。父親為腳腕處積水上了兩次手術臺，現在傷口完全愈合，回到了之前的健步如飛，只是在夜深人靜時，還會慢慢尋找腿部皮肉和骨頭之間曾有親密無間的關係。而祖父，已在天上，只有他老人家再也不會回來了。
《王城如海》是用筆寫的，在高度發達的高科技時代，我給它找了一種古典的誕生模式。從二○○三年起，我就告別了稿紙，大大小小的作品都在電腦上敲出來。從前年開始，突然對紙上寫作恢復了熱情，喜歡看見白紙上一個個漢字順次排列下去，甚至塗塗改改、東加西嵌的鬼畫符似的修改方式都看順眼了。一些小文章就開始斷斷續續用筆在稿紙背面寫，寫完了錄入電腦，錄入時順便就修改。《王城如海》是我的電腦時代最長的一篇手寫文章，第一稿就用了近兩百頁稿紙。紙是《人民文學》的老骨董，八十年代雜志社通用的大開本，電腦來了，稿紙就淘汰了，剩下兩箱子一直庫存。前幾年雜志社裝修，地方變小了，用不上的東西都須清理，眼見兩箱稿紙要賣廢紙，我截了下來，竟派上大用。
過去出門出差，有稿子要趕，就得哼哧哼哧背上電腦，重不說，機場安檢拿進拿出還得隨身攜帶，太麻煩，現在出門扯下幾張稿紙，對折，往包裡一塞，走哪寫哪，輕省簡便，對日益膨出的腰間盤都是個貼心的福利。最主要的，不必在電腦開機關機的諸般儀式上浪費時間，還可以避開我的一個壞毛病：每次打開電腦都要把寫好的部分從頭到尾看一遍。工作忙了，日常也諸事煩擾，經常前面的萬把字還沒梳理上一遍，事就來了；下次坐到電腦前，又要重新來過，于是一次次溫故卻不能知新，家人都看不下去了：你這哪是寫作，分明在複習迎考。
──那就稿紙，攤開來就寫，一頁六百字，再加兩三頁富餘的以備寫壞了撕掉，兩千字的短文帶五六張稿紙就足夠了。極大提高了我出門在外和忙得只能見縫插針地寫作的效率。
《王城如海》就是在一次次焦慮、無助、悲傷和恐懼平息之後，下一次焦慮、無助、悲傷和恐懼來臨之前的間隙裡，一頁一頁地寫出來的。也因為攜帶方便，這部小說跟我走了很多地方，出門我把它折好放在一個專用的文件袋裡，確保它平順和整潔。但在印度，這小說差點流了產。一月份去新德裡參加世界書展，從加爾各答飛德裡，小說稿和與它有關的寫作筆記，一個詳細記錄我的構思和點滴想法與部分細節的硬皮本，放在行李箱中托運，我人到了德裡，行李箱丟了。看著空蕩蕩的行李傳送帶咣噹一聲停下，我的汗刷地就下來了。我極少重寫，哪怕一篇短文，丟了就丟了；實在要重寫，也得找到一條全新的路徑，原樣拷貝在我看來只是考驗記憶力的體力活兒。還有那個硬皮筆記本，這小說構思了好幾年，零散的想法都記在上面；你讓我把筆記本合上，問裡面都記了些啥，對不起，五分之一的內容我都想不起來，只有看到了，一個關鍵詞我也能想起一大片的東西來。兩樣東西都丟不起，除非《王城如海》我不想要了。
與機場工作人員交涉。找不到。那也得繼續找。別人的行李都在，我的就沒理由一點蛛絲馬跡都沒有。還是找不到。務請繼續找。迷路了也得讓我知道迷到哪條路上了。那天晚上工作人員快給我煩死了，從十一點一直忙到淩晨一點，來了消息：找到了。至今我也沒搞清在哪裡找到的、分揀行李時出了什麼岔子，顧不上了，千恩萬謝了一番，想的就是趕緊打開箱子，把小說稿和筆記本裝進隨身攜帶的雙肩包裡。走哪帶哪心裡才踏實。
我把《王城如海》的失而復得看作一個預言，在異國他鄉都沒丟掉，回到國內，在我手上更不能讓它丟了：決不半途而廢。疾病和壞消息席捲的幾個月裡，我的確多次感覺沒力氣把它寫完了，甚至只剩下最後不足一萬字時，我都動過撂挑子的念頭；這些時候我就回想德裡機場的那一夜，我執著地耗在行李傳送帶邊，跟工作人員理論，旁邊是一群寬慰和支持我的師友，他們陪著我直到柳暗花明的淩晨一點。在印度它沒丟，說明它不想丟，那就不該丟。既如此，凡事都得過去，凡事也都能過去──我深呼吸，喝濃茶，鋪紙握筆，繼續寫下去。
這是我幾個長篇小說中最短的一個，篇幅符合我的預期，我沒想把它寫長。尤其在四十余萬字的《耶路撒冷》之後，我想用一個短小的長篇緩衝一下，喘口氣；也想換一種寫法，看看自己對十來萬字的長篇小說的把控能力。《耶路撒冷》用的是加法，這個小說我想嘗試做減法；《耶路撒冷》是放，這小說要收；《耶路撒冷》是悠遠的長調，《王城如海》當是急管繁弦的斷章。兩者相近處：一是結構要盡量有所匠心，形式上要有層次感；二是小說中處理的絕對時間，都沒有超過一周。
小說寫完了，除去一直都在進行的邊邊角角的細部修改，主體工程大約就是現在這個樣子了。寫作過程中，覺得就小說有滿肚子話要說，寫完了，放一放，那些話竟然給放沒了。也好，表明都過去了。過去的就讓它過去。
二○一六年七月十日，知春里一八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