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我是一個寫小說的人
不知不覺，我已經三十一歲了，時間作為被人類發明出來的計時工具，在我的身上並無多大影響。我缺乏一個大人該有的成熟、穩健和獨立；我還保持著一個孩子的天真、幼稚和執拗。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顯然，我已過了「而立」之年，而「立」之事尚遠。也許到了「知天命」之年，我依舊會保持現在的「清貧」，想必這是可以預見的事情；除非在接下來的廿年內，有種種不可預測的「奇跡」和「幸運」接連發生，改變了我的人生和生活，如不是，則皆可視之。想必像孔子這樣了不起的「編輯」和「教育家」生在我們的時代，也會同我們一樣「吾終生而志於學，三十未立，四十而惑，五十亦不知天命。」
奔命苟活於城市間，無強壯的身體和心理，侵受著人類 「進步」和「文明」的污染和摧殘。
三十歲之前，我還想著回到故鄉去，回到農村去，過陶淵明那種「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三十歲之後，我不再想著回到農村去，因為我老家的房屋並不是很寬敞，日常生活也很不方便。那裡沒有下水道，衛生條件很差；那裡也沒有自來水，日常用水非常不便；那裡也沒有菜市場，買水果蔬菜更是不便。基於這些原因，我近來越來越妄想「移民」，去一個能滿足我理想和生活的地方。但移民並不容易，特別是我這樣一個來自於農村，沒有什麼家庭背景、沒有什麼教育經歷、沒有什麼生意頭腦的人來說，這幾乎是天方夜譚的事情。其實，「我的理想」並不是對物質的貪婪追逐，在我看來，「鈔票」等同於「紙錢」，我是一個視金錢如糞土的人。我只想過一個普通人的生活，但你越想過普通人的生活，生活就越讓你感到艱辛。
十六年前，我離開學校，回到故鄉，開始寫作。那時候我並不理解寫作，僅把寫作當成一種興趣，而非職業。我買了大量的盜版書籍，廢寢忘食的閱讀，稍有「靈感」就奮筆疾書，把它們記錄下來，並奉為「財富」；我常常跟我母親說，我哪天拿了諾貝爾文學獎，這些手稿都是要進博物館的。十六年過去了，它們沒有進博物館，也沒有被發表，而是被我裝進紙箱，堆放在我們家的二樓，紙箱上落著厚厚的灰塵。
我母親是很「放縱」我的，她給予我絕對的自由。只要我想做的事情，跟她商量，她都會支持，也許「我想做的事」她並不完全瞭解。她認為：只要不做傷天害理的事、不做危害社會的事，都可以勇敢地去嘗試。我這樣的生活斷斷續續地過了三年，這期間，我寫了兩百多首詩、幾十篇散文、幾十篇短篇小說、兩部長篇小說；我讀了老子、沈從文、巴金、余華、李敖、雨果、梭羅、海明威、托爾斯泰……，我幾乎買了盜版書勒口上羅列的所有作家的作品，唯獨剩下一個叫村上春樹的作家，我當時覺得這個名字很奇怪，竟然是四個字的，直到多年後，我在圖書館借閱了《挪威的森林》，才知道，村上春樹原來是一個日本作家，而且還那麼暢銷。
我職業練習寫作三年，既無作品發表，也無作品出版，這讓我有點心灰意冷。我開始問自己：我為什麼要寫作？是為我自己寫，還是為別人寫；前者屬於興趣，後者屬於商業。那時候，我父親對我的寫作嗤之以鼻，整天說我癡人做夢，他只要一這樣說，我母親就反駁他。我帶著我的作品到處碰壁，
我母親不放心我一個人外出，就讓我父親陪著我，雖然他非常的不情願，但還是陪著我去了好多地方。
當我年齡漸長，不能「閑坐」在家中時，我聯繫了身在城市的三小姨。她在一家醫院從事保潔工作，她見多識廣，能夠為我尋找一份「清閒」的工作。我離開故鄉，來到了城市。這時候，我的「職業練習寫作」不得不轉為「業餘練習寫作」。我為什麼要寫作的問題始終困擾著我，我找不到答案。到都市後，因為能去圖書館借閱圖書，我的閱讀品質開始直線上升。我不再看盜版書，也不再買盜版書，在地攤上隨手拿起一本書，我就能夠辨別它是不是盜版。
本書收錄的五篇小說，正是寫於「業餘練習寫作」時期。《烏有鎮男孩》寫于二〇一〇年，《現實》寫於二〇一二年，《浮游生物》寫於二〇一三年，《生老病死》寫於二〇一六年，《烏有鎮男孩青春期發育》寫於二〇一八年。
《烏有鎮男孩》是我在寫作過程中的一次大膽嘗試。我用「福克納」似的荒誕筆調進行敘述。我保持著一個職業小說家的寫作習慣，晚上在一間陰冷的地下室「寫作」，在固定的時間完成固定的量，不仰仗「靈感」，自認為「職業」。「職業」的意思是：寫的順要寫，寫的不順也要寫；寫的順了就多寫點，但要適可而止，不能超時超量；寫的不順了就少寫點，但不能不寫，至少完成最低的量。長此以往，必然形成一種訓練，我的訓練始於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特別是幾十萬字上百萬字的小說，唯有「職業」可完成，僅靠「靈感」是絕對不行的。《烏有鎮男孩》寫完後，我沒把它當回事，就開始了新的寫作。直到多年後，我想編一個中短篇小說集，才重新發現了它。我翻看手稿，一邊讀，一邊樂，覺得這個小說寫的太搞笑了。
《現實》是我在「清閒」的工作之餘，用同樣「超現實」的寫法完成的另一個實驗品，這是我迄今為止最滿意的短篇小說之一。這時候，我意識到，我又能寫作了。也是從這時候開始，我不再折磨自己，逼問自己「我為什麼要寫作」，而是用「老子」的避世哲學，把這個問題放一放，等有一天，讓答案自己浮出水面。果不其然，過了幾年，答案如約而至：我沒辦法為別人寫作，只能為自己寫作。也不是說，我不想為別人寫作，而是當下，我的寫作僅僅是為了滿足自己敘述的欲望和快感，一旦這樣想，我就如釋重負。有了這個清晰的認識，又通過閱讀和比較，我發現我的文字是粗糙的，它不是精細的文字。精細的文字受人追捧，讓人爽的文字大行其道，而我的小說，既不精細，也不讓人爽，僅僅讓我自己爽罷了。如果把小說比喻成毒品的話，市面上的那些小說是海洛因，一看就讓人欲罷不能；而我的小說則是長的像大便的海洛因，一看就讓人望而卻步。
《浮游生物》是一篇科幻小說，它源於我的一個夢。我的睡眠品質是很差的，前半夜微深度睡眠，後半夜極淺睡眠。不管是前半夜，還是後半夜，我都會做夢，《浮游生物》就是這麼來的，我夢到我移民火星，遇到了詭異的事情，而後倖存了下來。其實我醒來時，它是很驚心動魄和立體的，因為我在夢中經歷了，只需要把它敘述下來就好，但實際上，我並不能復原我的夢，因為我的記憶對夢有所丟失。如果有一天，人類發明了一個機器，能夠把人做夢的影像記錄下來，我一定會成為一個了不起的小說家和電影導演。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寫《浮游生物》的時候，我已離開了「清閒」和「壓抑」的工作，寫作環境也從地下回到了地面。我換了一個我自己喜歡的工作，當然，它同樣「清閒」。
二〇一三年，我寫完《浮游生物》後，就構思好了《生老病死》。我剛著手寫，寫了二千多字，就因為工作的變動不得不把它放到一邊。直到二〇一六年才重新拾起，一鼓作氣地完成。我原本構思的是一個悲喜交加的故事，不料卻寫成了一個現實與過去交織的關於父子兩代人的愛情故事。這樣一來，悲喜交加成了正敘，愛情故事巧為插敘。
《烏有鎮男孩青春期發育》是我二〇一八年的冬天泡腳時完成的作品，每天晚上泡腳是我多年養成的習慣。它是《烏有鎮男孩》的延續，在這個小說裡，當年那個奇異的小孩，已是一個少年。《烏有鎮男孩》的結尾非常突兀，《烏有鎮男孩青春期發育》的結尾也非常突兀，第二個突兀是因為趕上了春節，我著急回家過年，就讓它草草收場了。
我不知道，如果當年我不離開故鄉，我會不會已經成為一個職業小說家了。如今，對我來說，寫小說變為一件非常個人非常私密的事情。從鄉村到都市，我並未蛻變成一個都市人。我經歷了這個時代的年輕人會經歷的一切，卻並未把這些人和事書寫出來，我一直保持著一個山野村夫的執拗，只創作跟文學相關的想像和夢。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個寫小說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有一天會不會拿諾貝爾文學獎，更不知道自己長的像大便的小說會不會有人看。但我知道，它只是長的像大便而已，其實讀起來一樣讓人上癮。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