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被西方所認識並紀之以書，大抵應從《馬可·波羅游記》算起；其後的利瑪竇更以「西儒」之身份撰寫了多種著作，力圖在基督教文化與儒家文化之間尋找到結合點。在這些著作的影響下，十八世紀的歐洲漢學界充滿了對中國社會理想化的描述；與此同時，歐洲的一些啟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鳩、伏爾泰和亞當·斯密亦開始用新的眼光審視華夏這個古老的文明。有的贊美這一古老文化，以為可成西方的借鑒，有的則鄙視中國，揭示其停滯不前的傳統原因。在這個過程中，西方的「中國觀」逐漸得以形成。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在席卷世界的近代化浪潮中被拋在了後面。於是，國門被堅船利炮轟開，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時代由此開始。
結束這樣一段痛史，迄今已近半個世紀，今世的人們對於那一時代的認識，往往僅限於教科書和一些演義化的影視文藝，而缺少更生動更真實更細致的資料作為參考。事實上，隨著當年艦炮而進入中國的，還有大批傳教士、商人、旅行家、外交家等等。這些人在中國居留甚久，對中國文化和社會有著不同程度的了解，當然也有著迥異於國人的視角。他們通過自己的多方觀察和體驗，分別寫出過許多有關中國社會各個側面的專著，對西方人認識中國產生過巨大作用。而由於種種原因，這些著述一直湮埋於歷史的煙塵之中；我們只能從魯迅、潘光旦等老一輩學人的引用、贊嘆和批評里，隱約遙想這些著作當年的影響。
現在，一批青年學人本著重新認知和借鑒西方「中國觀」，借以追溯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沖突的歷史，以便更清晰地了解中國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地位這一目的，從庫藏舊版中譯出這套叢書，命之為「西方視野里的中國形象」，這實在是一件深具意義的事。從首期推出的這一套四種譯著來看，這些原著都成書於清末，真實地記錄了上個世紀之交的中國社會各層面的狀況，並附有大量珍貴的舊照片。總體采看，這些作者對中國還是較有感情的；在向世界介紹中國文化方面也確有貢獻。具體而言，他們在中國的居留歲月里，也提出過一些友好和善意的建議，比如主張戒除鴉片，反對纏足，要求美國政府退還庚子賠款以及捉倡改革教育制皮等。
毋庸諱言，由於文化隔膜及未能深入准確地了解中華民族的歷史傳統，書中難免存有一定的偏見和錯覺。因此，某些僅憑粗淺的認識即信口開河妄作解人的觀點，多少便帶有自大張狂和民族歧視的痕跡。至於這樣一些故意誇大他國族性弊端的微詞非議，或者有目的地宣揚宗教思想的傳教士腔調，只能昭顯出作者的狹隘和時代的局限，對於今天的中華民族———個雄據於東方，充滿自尊、自信和自強的民族，已經絲毫無損，我們已有足夠的庋量來回顧已為陳跡的一切。
出版編輯這樣一套譯叢，有選擇地引進介紹一批在西方社會影響臣大的有關中國觀的經典著作，我以為還有另一層蕙義，那就是有刺於促進國內近代夫化史、社會史及民俗學和人類學的研究，對於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范圍和深皮也將趕重要作用。再者，書中也存有許多善意的批評和中肯的建議，即使百年之後來回顧這些意見，仍具有一定的警醒價值。如果能積累有年，持續不斷地編譯下去，將是一項具有深厚文化內涵的出版工程。我希望這套譯叢能夠多出一些，出全一些，不企望一次性完成；同時在著作的選擇方面下大功夫，爭取能集萃最具經典性的作品。從中我們可以審視歷史，溫故而知新，最終達到提高我們民族素質的目的，正如魯迅先生當年所警示的那樣:「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幾點說的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贊，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