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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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本在20世紀末探討“民族主義”的經典著作。作者以“哥折尼精神”獨闢蹊徑,從民族情感與文化根源來探討不同民族屬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體”,認為這些“想象的共同體”的崛起主要取決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領土化、古典王朝家庭的衰微、時間觀念的改變、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國家方言的發揮等。本書影響所及幾乎橫貫所有人文與社會學科、是在理解人類社會諸多現象時不可或缺的指引。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康乃爾大學國際研究院阿倫‧L‧賓尼約伯(Aaron L.Binenjorb)講座教授,是全球知名的東南亞研究學者。除《想象的共同體》外,其他著作還有︰《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全球》、《革命時期的爪哇》、《美國殖民時期的暹羅政治與文學》和《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等。
 

目錄

認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體》導讀
第二版序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文化根源
第三章 民族意識的起源
第四章 歐裔海外移民先驅者
第五章 舊語言,新模型
第六章 官方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
第七章 最後一波
第八章 愛國主義和種族主義
第九章 人口調查、地圖、博物館
第十章 記憶與遺忘
譯後記
 

有誰會想到那風暴越遠離伊甸園就吹得越猛烈呢?

僅僅才過了十二年,直接引發我寫作想像的共同體之初稿的那場1978年到1979年在印度支那的武裝沖突,似乎已經屬於另一個時代了。那時,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更進一步的全面戰爭的前景始終在我的腦際縈繞不去。如今這些國家有一半已經加入了天使跟前的那堆殘骸了,而剩余的恐怕很快就要追隨其後了。幸存者面臨的戰爭是內戰。非常有可能在新世紀發端之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會只剩下……共和國了。

是否凡此一切多少都應該被預見到呢?在1983年我寫道蘇聯不但是19世紀前民族期王朝國家的繼承人,也是 21 世紀國際主義秩序的先驅。不過,在追溯摧毀了維也納、倫敦、君士坦丁堡、巴黎、馬德里統治下的多語言、多族群的龐大帝國的民族主義之爆炸過程後,我卻沒有能夠見到導火線至少已經被鋪到遠及莫斯科之處了。一個令人憂郁的安慰是,我們觀察到歷史似乎比作者更能證明想像的共同體的「邏輯」。

不只是世界已經在過去十二年間改變了容貌而已。民族主義的研究也已經被令人震驚地改頭換面了—在方法、規模、細致度上,還有純粹在數量上的。僅以英語著作而言,J. A. 阿姆斯壯(J. A. Armstrong)的《民族主義以前的民族》(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1982),約翰.布儒理(John Breuilly)的《民族主義與國家》(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1982),恩耐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的《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1983),米洛斯拉夫.荷洛區(Miroslav Hroch)的《歐洲民族再興的社會先決條件》(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1985),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民族的族群起源》(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1986),P.切特吉(P.Chatterjee)的《民族主義思想與殖民地世界》(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1986)還有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1788年後的《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as and Nationalism after 1788,1990)--只提幾本最重要的作品--以其涵蓋的歷史範圍與理論的力量,已經在大體上淘汰了討論這個主題的傳統文獻了。大量的將研究對象連接到民族主義和民族的史學的、文學的、人類學的、社會學的、女性主義的,以及其他的研究領域,部份是從這些著作當中發展出來的。

改寫《想像的共同體》,使之符合在世界以文本之中所發生的這些巨大變化的需求,是一件超過我目前能力範圍的工作。因此,讓它大體上保持為一件「未經復原的」特定時期的作品,保留著它自己特有的風格、外貌和語氣,似乎是比較好的決定。有兩件事讓我感到安慰。一方面,舊社會主義世界的發展之完整的,最終的結果仍舊被覆蓋在前方的黑暗之中。在另一方面,對我而言,想像的共同體所使用的特異的方法和它最關切的問題,似乎還處於較新的民族主義學術研究的邊緣地帶--在這個意義上,至少它還未完全被取代。

在現在這版里面,我所嘗試去做的只是更正我在準備初稿之時就應該避免的一些事實、概念和詮釋上的錯誤。這些更正--也許可以說是依循著1983年版的精神—包括了對第一版的若干更動,以及基本上帶有(與本文)不連續的附錄性格的兩章新的文字。

在本文當中,我發現了兩處翻譯上的嚴重錯誤,至少一個沒有實現的承諾,以及一處容易產生誤導的加強語氣。因為在1983年的時候我還無法閱讀西班牙文,盡管還有更早的幾種譯本可用,我卻未經深思就仰賴了格列羅(Leon Ma. Guerrero)對荷賽.黎剎(Jose Rizal)的《社會之癌》(Noli Me Tangere)的英文譯本。直到1990年我才發現格列羅的譯本是多麼不可思議的錯誤百出。關於奧圖.包爾(Otto Bauer)的《民族問題與社會民主》(Nationalita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cratie)書中的一段長而重要的引文,我則懶惰地仰賴奧斯卡.賈希(Oscar Jaszi)的翻譯。直到最近我查閱了原文之後我才發現賈希的政治傾向多麼嚴重地扭曲了他的引文。至少在兩段文字當中,我曾經沒有信用地承諾要解釋為何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相較之下,巴西民族主義會發展如此之遲,而且如此特異。這個版本會嘗試去實現這個已被毀棄的誓約。

我最初的計畫就是要強調民族主義在新世界的起源。我一直覺得有一種不自覺的地方主義長期地扭曲了對這個主題的理論化工作。由於習慣了現代世界的每個重要東西都起源於歐洲的這種自負,歐洲的學者不管是「贊成」還是「反對」民族主義,都太容易就把「第二代的」語言民族主義(匈牙利、捷克、波蘭等等)當作他們建構模型的起點。我很驚訝地發現,在很多注意到想像的共同體的作品中這種歐洲中心的地方主義仍然相當安好無恙地繼續存在,而且那章討論美洲起源地的關鍵文字大體上都被忽略了。不幸的,除了把第 4 章重新命名為「歐裔海外移民先驅者」(Creole Pioneers)之外,我實在找不到更好的「速成的」解決之道了。

那兩篇「附錄」試圖要更正在第一版里面的嚴重的理論缺陷。(注 2)有幾位友善的批評家主張說第 7 章(「最後一波」)過度簡化了早期「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建構其模型的過程。此外,那章並未認真處理當地的殖民政府--不是母國--在設計(styling)這些民族主義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時,我逐漸不安地知覺到我相信對思考民族主義做出了重要的新貢獻的那個論證—對時間之理解的改變--明顯的少了它必要的對等論證: 對空間之理解的改變。年輕的泰國歷史學家東猜.維尼察古(Tongchai Winichakul)所寫的一篇杰出的博士論文刺激了我去思考地圖制作(mapping)對民族主義想像所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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