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著名社會學家葉啟政教授關于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論文集。作者從社會學的角度、用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結構性(特別是制度性)問題作了理論分析,為理解近代以來的歷史提供了新的視角,對于社會學和歷史學研究都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本書由八篇論文組成,其中既有關于知識分子的社會理論、文化擴散中心-邊陲的對偶關系以及“創造性轉化理論”等社會學理論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體現,又有對諸如近代中國文化出路爭論、中國的改革開放等歷史事件的社會學分析,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傳統文化和源自西方的現代因素是如何 “搓揉”成今天的社會面貌。
葉啟政,台灣大學心理學博士、碩士,美國密蘇里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學理論、文化社會學。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理論和實踐揉——搓關于知識分子的社會理論雛形
第二章 文化優勢的擴散與“中心邊陲”對偶關系
第三章 創造性轉化的社學解析
第四章 期待黎明——對近代中國文化出路之主張的社會學剖析
第五章 社會理路和歷史建構——中國現代化之社會學詮釋架構初探
第六章 傳統與現代的斗爭游戲
第七章 再論傳統與現代的斗爭游戲——正規化的揉搓形塑
第八章 改革開放——中國現代化的再出發
參考文獻
第一章 理論和實踐揉——搓關于知識分子的社會理論雛形
第二章 文化優勢的擴散與“中心邊陲”對偶關系
第三章 創造性轉化的社學解析
第四章 期待黎明——對近代中國文化出路之主張的社會學剖析
第五章 社會理路和歷史建構——中國現代化之社會學詮釋架構初探
第六章 傳統與現代的斗爭游戲
第七章 再論傳統與現代的斗爭游戲——正規化的揉搓形塑
第八章 改革開放——中國現代化的再出發
參考文獻
序
今年年初,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謝立中教授來函,邀請我參與他為北京大學出版社主編的一套叢書的撰寫。當時,我欣然答應,也立刻著手整理過去30年間自己寫過的論文。就在這過程中,我發現,自己發表過的有關現代化的文章的數量還頗為可觀,足夠單獨成書出版。于是,我決定不把這些文章納入那本書當中,讓它以完整而單獨的姿態呈現在讀者面前。
事實上,這些文章中的絕大部分,曾陸續收錄在台灣出版的我的各種論文集中,如今,我把它們收集在一起,再添加幾篇“背景”性質的文章,在大陸出版,自是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對我個人來說,更是別有一番價值。
在我的印象里,就人作為塑造歷史(特別是現代化)之施為者的角度來說,在近百年來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知識分子一直被認為扮演著重要角色,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基本上,我接受這個論點,盡管是以某些條件作為前提的(至于這個前提,我在底下會提到)。因此,若能從社會學的立場來為知識分子作為“社會施為者”的角色進行一些理論性的探索,應當是有助于我們理解整個中國現代化過程可能經歷的“問題”的。于是,我就以過去所寫一篇討論知識分子之社會角色的理論性文章作為首章來為整本書“破題”,為鋪陳整個論述作基礎,並借此勾勒出它所能扮演的角色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的歷史性的局限。
其次,自從1974年由美國返回台灣任教以來,我就一直認為,整個現代化涉及的眾多課題可以濃縮成為一個基本命題︰在日漸形成(以今天的角度來看,應當是“已形成”)的世界體系里,“中心”與“邊陲”地區之間的關系本質上是不平等的。這是我在第二章中所討論的課題,盡管整個討論一樣地也是極具理論性的。事實上,我一直深信,必然以所謂理論的層次來看待這個現象,整個問題的基本癥結才會有著具啟發性的“清明”的可能。在這篇文間中,我特別提出“生機控制性”與“文化優勢的擴散作用”作為兩個核心概念,並進而與知識分子作為帶動變遷的“施為者”的概念相互扣聯來進行討論。期盼讀者能夠特別地垂青這兩個概念。
在即將進入1990年代之際,杜維明與林毓生兩位旅美的華人學者同時提出了“創造性轉化”的概念。他們使用這個概念來解說、也同時期待中國文化傳統(特指儒家思想)所可能開展的時代意義。我個人深表同意,這一概念對理解19世紀以來整個“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尤其,若我們欲對未來中國文化的發展有所“期待”的話,把這個概念用來作為一個不能不關照的重要環節,應當是可以接受,也是有一定的意義的。有鑒于此于,我在第3章中對這一概念,特別是林毓生教授的見解,提出了一些具理論意涵的社會社詮釋和批評。對我個人而言,這樣做有一些私心的期盼,我期盼的是,借此能夠整合到本書第1章與第2章中所提出的理論架構之中。這三章所提供的論述構成了本書關于“現代化”現象的基本認知架構,並作為分析和理解中國現代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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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些文章中的絕大部分,曾陸續收錄在台灣出版的我的各種論文集中,如今,我把它們收集在一起,再添加幾篇“背景”性質的文章,在大陸出版,自是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對我個人來說,更是別有一番價值。
在我的印象里,就人作為塑造歷史(特別是現代化)之施為者的角度來說,在近百年來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知識分子一直被認為扮演著重要角色,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基本上,我接受這個論點,盡管是以某些條件作為前提的(至于這個前提,我在底下會提到)。因此,若能從社會學的立場來為知識分子作為“社會施為者”的角色進行一些理論性的探索,應當是有助于我們理解整個中國現代化過程可能經歷的“問題”的。于是,我就以過去所寫一篇討論知識分子之社會角色的理論性文章作為首章來為整本書“破題”,為鋪陳整個論述作基礎,並借此勾勒出它所能扮演的角色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的歷史性的局限。
其次,自從1974年由美國返回台灣任教以來,我就一直認為,整個現代化涉及的眾多課題可以濃縮成為一個基本命題︰在日漸形成(以今天的角度來看,應當是“已形成”)的世界體系里,“中心”與“邊陲”地區之間的關系本質上是不平等的。這是我在第二章中所討論的課題,盡管整個討論一樣地也是極具理論性的。事實上,我一直深信,必然以所謂理論的層次來看待這個現象,整個問題的基本癥結才會有著具啟發性的“清明”的可能。在這篇文間中,我特別提出“生機控制性”與“文化優勢的擴散作用”作為兩個核心概念,並進而與知識分子作為帶動變遷的“施為者”的概念相互扣聯來進行討論。期盼讀者能夠特別地垂青這兩個概念。
在即將進入1990年代之際,杜維明與林毓生兩位旅美的華人學者同時提出了“創造性轉化”的概念。他們使用這個概念來解說、也同時期待中國文化傳統(特指儒家思想)所可能開展的時代意義。我個人深表同意,這一概念對理解19世紀以來整個“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尤其,若我們欲對未來中國文化的發展有所“期待”的話,把這個概念用來作為一個不能不關照的重要環節,應當是可以接受,也是有一定的意義的。有鑒于此于,我在第3章中對這一概念,特別是林毓生教授的見解,提出了一些具理論意涵的社會社詮釋和批評。對我個人而言,這樣做有一些私心的期盼,我期盼的是,借此能夠整合到本書第1章與第2章中所提出的理論架構之中。這三章所提供的論述構成了本書關于“現代化”現象的基本認知架構,並作為分析和理解中國現代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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