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沖突:國際危機的國內根源

全球沖突:國際危機的國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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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通過分析冷戰時期以美蘇兩極為首的國際沖突和對抗過程,探討了國內制度的共有缺陷及權力政治的傳統觀念對決策者的影響,提出了「國內制度缺陷必然外溢到國際領域,從而導致沖突和危機」的著名理論。作者指出,解決沖突的關鍵在於如何處理意識形態的差異以及發掘事實背后隱含的動機和意圖。作者還為解決沖突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和方法,諸如第二軌道外交、學者的參與等。

本書寫於上世紀80年代,如今盡管事過境遷,但約翰·伯頓的理論創見依然閃耀着智慧的光芒,他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及其對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堪比凱恩斯的《經濟學通論》。

約翰·伯頓(John W. Burton),世界最知名的國際沖突理論的代表人物。1915年出生於墨爾本。早年在澳大利亞外交部門擔任過一系列重要職務。1954年以后逐漸投身學術領域。在他的帶領和參與下,先后在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創建了多個沖突分析研究中心。
 

目錄

中文版序
中文版序言
1984年版序言
前言
第一部分 緒論
第一章 研究方法
第二章 公共政策哲學
第二部分 制度的缺陷
第三章 個人與政治
第四章 權貴與「共同利益」
第五章 越軌與異端
第六章 衰退還是不發達
第七章 中央政府和人民
第三部分 國際影響
第八章 聯合國的缺陷
第九章 區域-功能化體制
第十章 弱小國家的作用
第十一章 蘇美關系:法律規范
第十二章 隱含的事實:動機與意圖
第四部分 解決問題的方案
第十三章 變革的問題
第十四章 交互作用的決策
第十五章 雙贏理論
第十六章 問題解決程序
第十七章 第二軌道外交
第十八章 學者的作用
第五部分 結論
第十九章 問題的領域
第二十章 程序問題

參考文獻
譯后記
 

本書中文譯本在中國出版令我非常欣慰。我於1952年去過中國,當時,革命后建立起來的制度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回國時,我帶上了時人送與我的一幅中國畫。我非常喜歡這幅畫——歷經50年滄桑,我依然每天欣賞着它。

當初離開中國時,我深刻地感覺到,由於中國革命及實踐革命的領導者們的努力,人性問題再次處於重要的抉擇關口。我當時不禁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中國怎樣才能確保不像舊制度(包括蘇聯體制)那樣走向自我毀滅,並為別國樹立榜樣。

人類進化過程受環境、資源及社會變革的制約,它將人類帶向十字路口,迫使其對未來的道路作出各種不同的選擇。選擇的作出幾乎總是會最大限度地有利於那些正在尋求自己眼前利益的人。離開中國時,我曾帶着這樣一個問題:人類此刻能否選擇一條面向未來的、非權宜之計的道路?

直到30年以后,我才着手寫《全球沖突》一書。正是在這30年間,我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長期的思考。當時正值全球化的形成時期。今天,國際沖突日益頻繁,沖突明顯與國內根源相關,比如國內收入及機會不平等的加劇,以及在處理這些問題時的領導不力。

找尋全球沖突的國內根源以及避免這些沖突的手段已經成為一項不懈的努力。在《全球沖突》一書中,我試圖對沖突以及沖突的根源加以闡釋,並探討解決沖突的可能方法。

若把當代問題放在人類進化的大背景下審視,它仍然富有啟發意義。幾萬年前的狩獵者和食物采集者不得不順應新發現的農業生產方式。在那個抉擇關頭,人類的選擇集中在是進行合作、分享更大的利益,還是控制舊有的、已經分享到的領地——一個只有少數人才有能力應用生產技術的領地,而人類的大多數則成為這些少數人的封建農奴。新制度終於戰勝了舊制度。產業隨着新的發現而逐漸發展起來,而勞動者卻受到進一步的奴役。

在隨后的抉擇關頭,雖然存在其他可供選擇的人類組織形式,但人類關系依然以對抗性的制度為基礎。人類確已對制度進行了調整,並采取了一些資源分享的小步驟,但很少踏上通向民主——民治、民享政府——的道路。現今的法律觀點認為,有人有權決定關系的准則而有人有服從它們的道德義務。

所謂的民主國家在經濟上越發達,等級差別就幾無例外地越加明顯,進而導致圍繞由誰來控制勞動條件、稅收水平、健康、教育以及福利政策的斗爭。這種斗爭發生在有反對黨的環境里,發生在腐敗、犯罪率上升、自殺和抗議運動的環境里。執政黨對反對黨派的反應則是建立情報機構,授權這些機構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將具有威脅性的人物投入監獄。「恐怖主義」造成的恐懼心理的蔓延為這些手段找到了理由。官方沒有采取措施來研究抗議運動的起因,也沒有進行必要的制度調整。「民主制度」的領導者們過於頻繁地扮演着獨裁者的角色,他們將下層階級的成員送向戰場,為爭奪資源(如石油)控制權而開戰——這些都是在沒有征得他們國民的同意的情況下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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