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威辛之後︰猶太大屠殺記憶的影像生產

序︰幽靈之鏡
引言︰一個古老民族的影像寓言
上編︰影像生產與屠猶記憶
《出埃及記》︰現代的“摩西”神話
出埃及記
大屠殺後的猶太復國
口述復源的“浩劫”
何處才是許諾的家園
《浩劫》︰口述再現的“屠猶”記憶
當口述超越了畫面
讓歷史“在場”
寬在集中營死亡
逝者已逝，追者安追
《紐倫堡審判》︰一個猶太軍官眼中的世紀審判
紐倫堡的旁觀者
法律背後的政治角逐
儀式化的司法公正
以國際法的名義
《慕尼黑》︰“猶”疑的“反恐”行動
敗走奧斯卡
1972年的慕尼黑事件
從《辛德勒名單》到《慕尼黑》
“屠猶”給“反恐”一個理由？
難以逃脫的“人類狀況”
下編︰歷史敘述與重構“真實”
一個國家的誕生︰驅逐與復國
驅逐猶太人的歷史
以色列建國
第一次中東戰爭（1948-1949年）
第二次中東戰爭︰（1956年）
第三次中東戰爭︰六日戰爭（1967年）
第四次中東戰爭︰贖罪日戰爭（1973-1974年）
第五次中東戰爭（1982年）
對話︰納粹屠猶與南京大屠殺比較
附錄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結語‧後記》——一份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
結束語 新帝國的離心力——美國“反恐”語境中的意識形態
西文參考文獻
中文參考文獻
後記

通過電影，主要是好萊塢電影來討論猶太人問題的再現，王炎的新作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新的面向。

在歐美文化的上下文里，“猶太入問題是個哲學問題”。20世紀後半葉，猶太人的命運如同一則重要的寓言，一個盡人皆知卻仍語焉不詳的象征與警示，一處鮮血淋灕的創口或令人戰栗的深淵。

從某種意義上說，“猶太人”始終是歐洲史上的特定“選民”︰一個內在的他者，一名自我的異類。那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命名與釋義，那是一次又一次的招魂和招魂儀式後的血祭。如果說，猶太人或猶太教是基督教歷史的原點與“痼疾”，那麼，確如霍克海默與阿多諾所言，他們同時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替罪羊，一個遴選出的鏡中惡魔一並非內在呼喚與渴求著的惡魔，而是資本主義世界及其邏輯的畢肖映像。猶太人在歐美世界中的象征意義與位置，使之成了一個碩大且有效的寓言式能指，可以用來呈現任何一個獲命名又遭遮蔽、受放逐與迫害的異類、弱勢與邊緣︰對霍克海默與阿多諾，“他們”可以是工人階級或廢奴之後的北美黑人；于後現代社會中的批判者，他們可以是美洲或澳洲的原住民，是今日世界上的同性戀者；于我，“他們”可以是婦女解放運動百余年後的現代女性。

猶太人問題同時是一個歷史與現實議題。歐美學界一度風行的“新”詞︰diaspora，譯作“家國之外”或“流離民”，用以指稱移居歐美的前第三世界國民或少數民族學者；其原本是用來書寫猶太人之身份的特有語詞︰流散全球，無家無國，經歷著無休止的歧視、驅逐和迫害。正是納粹法西斯主義以登峰造極的反猶主義和規模空前、效率空前的種族滅絕，將猶太人反身建構為一個空前真切的民族／不中族。奧斯威辛由此而與廣島、南京一起，記憶著20世紀空前的人類暴行，質詢甚至顛覆了現代歐洲文明的基礎信念。

“二戰”之後，納粹暴行不斷遭到清算，反猶主義臭名昭彰；20世紀落幕處，德國總理在大屠殺蒙難者的墓前屈膝謝罪，大屠殺紀念碑高高低低地鋪陳、綿延在柏林街頭。然而，奧斯威辛所像喻的大屠殺卻仍陰影幢幢、余音裊裊。對局外人和後來者來說，這場巨型屠殺浩劫始終隔絕著多重霧障。這關乎人類暴行和人類直面同類之暴行的承受力——執著地追索日軍南京大屠殺血證的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在36歲的風華歲月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如盛花時節猝然離枝的花朵，似乎便是最晚近的一例。關乎這暴行的承受者︰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或曰“歸來的游魂”絕少直接開口——因此拍攝達十一年、片長達九個半小時的關于納粹集中營的紀錄片《浩劫》（Shoah，導演︰克勞德 朗茲曼，1985年）才令人撕肝裂膽。但即使面對《浩劫》，我們——後來的觀者，也只是觸及了那霧障所在，盡管指尖已感灼傷，但那體驗畢竟是如此淺表，甚至廉價。奧斯威辛，一如南京，即使暫且擱置其間的權力結構，它仍然指涉著歷史的無力和重返歷史的絕望，只留下無數無解的質詢。即使有盟軍拍下的成山的尸骨、焚尸爐中猶有余溫的深深的人油、成庫房的假肢、義齒、人皮燈罩或人脂肥皂，它所能告知的仍只是某些數據，盡管令人心碎齒寒，但那仍只是冰冷的數據（當然，在南京大屠殺的例證中，甚至這非人的數據也仍是“懸案”），而非此間加害／受害雙方的“人類”邏輯與生命體驗。此間，或許最為痛切的，是對“局外”人和外來者說來，知曉奧斯威辛（而非南京或廣島），似乎已成了當代人的“基本教養”或日常識，但它卻大都如風過耳，知之者甚少；關于猶太人問題，尤其是關于奧斯威辛的陳述，時如德國作家本哈德‧施林克所言，成了某種麻木不仁間的陳詞濫調（《朗讀者》）。甚或曾痛徹心肺的表達“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不道德的”（阿多諾），也成了某種信手拈來的套話。類似陳詞濫調于是乎成了大眾文化工業的恰當素材。 世紀70年代間，歐洲商業電影中的一批影片成就了將納粹分子性愛化的敘述模式。其間，納粹黨衛軍的形象成了S／M（施虐／受虐）場景中的“最佳人選”（類似陳詞濫調仍在為世紀之交中國的某些熱映影片及某些女性書寫所借重並分享）。似乎有必要再次提請米歇爾‧福柯的論述，類似敘事“套路”無疑充當著阻斷人民記憶的“歷史呈現”（福柯《歷史與人民的記憶》）。因為一如反猶主義是西方文明內部的惡疾，對納粹主義的追問與批判，必然延伸到對現代文明／資本主義體制的深刻質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