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所論之晚明思潮，系以所謂「泰州學派」及「公安派」為主。這當然不能涵括整個晚明，但現今我們假若尚不打算再寫一冊《明儒學案》，便只能采取這種辦法，挑選一些晚明思潮中值得討論的問題，以見思潮之動向。
選擇晚明，並且選擇晚明某些問題來討論，自有我特殊的考慮。我之為學，以創構一中國文化史學的規模自期，欲通古今之變，以究天人之際，而有以處理當代之文化危機也。此亦我不滿於劉知幾、章實齋之故。
因欲通古今之變，所以我的研究較關注文化變遷的時代與問題，歷年撰述，主要即在揭明確規定中國歷史上幾個重要的變遷時段，如春秋戰國、漢魏之際、唐宋之際、明清之際、清末民初以及當代的社會變遷和文化狀況。除了碩士論文《孔穎達與周易正義研究》籀論漢魏南北朝經學發展。博士論文《江西詩社宗派研究》探討唐宋文化變遷之外，我在淡江大學主持社會與文化研府會，先後舉辦過「晚唐的社會與文化」、「晚明思潮與社會變動」、「晚明文學與文化變遷」等場次；菩薩在擔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理事長時期，主辦過五四運動的研討會等等。長期努力想將學術活動和我個人的文化關懷結合起來，希望推動一些研究風氣、激發一些研究成果。
如何認定這幾個時代是值得重視的文化變遷時期，自有我一整套觀念與方法；每個時代處理之方法與其存在之問題亦不相同，另詳我《思想與文化》等書，此不具述，茲僅專論晚明。
從前，周作人曾認為明末的文學，是民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來源，並說：「假如從現代胡適之先生的主張里面，減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響，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張了。」（《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四十三頁）
這個說法，頗能透顯晚明思潮與現代社會文化間的關聯。五四新文學運動，乃是一個新文化運動，它既從晚明文學中得到滋養，又從王陽明到黃宗羲、顏元、閻若璩、胡渭的學術發展中，發現了「反玄學的革命」之路，攻擊宋明理學、批判吃人的禮教。於是，在學問上注重比較實際的考證之學，形成了胡適、顧頡剛及後來中央研究院所代表的史料考據學風；在思想上則排斥玄學，重估反傳統的英雄，對李卓吾、金聖嘆等，深為景慕；在文學上，又歌頌晚明的浪漫與反擬古，直接以晚明小品等作為新文學的祖宗，說：「晚明與五四時代的新文學運動，精神完全相同」（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
晚明，是個社會文化劇烈變動的時代，五四時期也是。相孚相應，實乃理所必至。何況，汲古以更新，又是文化史上的常例，此舉原不足為奇。
不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狂，迅即接之以馬克思思想的輸入，於三○年代激發了社會史研究的熱潮。晚明這ˉ段時期的歷史與社會文化，因涉及「近代史之分期」、「農民戰爭」、「資本主義萌芽」諸問題，遂很自然地也成為研究的重點。論者不再像早期那樣集中於個人與流派，或思想與文學之類「上層結構」的問題，而是企圖透過生產關系、階級矛盾來分析社會，解說思想和文學的轉變。例如資本主義萌芽、市民社會形成、印刷事業發達、群眾文學興起、商人地位提高等，都是解釋晚明社會與文化時常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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