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讀書人的思想世界與治學取向

近代讀書人的思想世界與治學取向
定價:228
NT $ 198
  • 作者:羅志田
  •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09-01-01
  • 語言:簡體中文
  • ISBN10:7301146825
  • ISBN13:9787301146828
  • 裝訂:平裝 / 313頁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內容簡介

本書“以人為主”,有意召回近幾十年史學中逐漸隱去的具體的“人”,使人與事更緊密地結合,就人論事,就事說理,在立說者和接受者的辯難和互動之中,展現思想者怎樣思想,以及特定思想觀念的發展進程。

全書涉及的多為菁英讀書人,但也包括相對邊緣的“知識青年”。既關注天下、國家、世界、民族主義、革命、共和等近代史上的關鍵詞,也探討讀書人關于中外文化融合與文化主體性的思考,並梳理一些重要學人的學術走向、治學風格和研究方法。希望呈現近代經典淡出之後,社會無所指引之時,讀書人有著怎樣的困惑,及其因應與努力。

羅志田,四川大學歷史系七七級畢業,普林斯頓大學博士,任四川大學、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近著有《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于“國學”的思想論爭》(2003)、《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文化與學術》(2003)、《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2006)、《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2006)、《昨天的與世界的︰從文化到人物》(2007)等。
 

目錄

自序
天下與世界︰清末士人關于人類社會認知的轉變——側重梁啟超的觀念
1. 天下、中國與世界
2. 厘清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
3. 余論
理想與現實︰清季民初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聯互動
1. 外在的“世界”
2. 梁啟超在世界與中國之間的徘徊
3. 民族主義興起而世界主義余波不衰
4. “跳進世界流去”
5. 中國人與世界人
6. 余論
士變︰20世紀上半葉中國讀書人的革命情
1. 引言
2. 革命的時代
3. 面向未來的廣義大革命
4. 革命者互相革命
5. 仍要“繼續革命”
6. 余論
對共和體制的失望︰梁濟之死
1. 有計劃的死︰梁濟的憂慮和民初世風
2. 社會反響︰菁英忽視而民眾緬懷
斯文關天意︰1932年清華大學入學考試的對對子風波
1. 語境︰國難與國性
2. 本事︰對對子引發的詰難
3. 出題者的答辯及其旨趣
4. 余論
無名之輩改寫歷史︰1932年清華大學入學考試的作文題爭議
1. 大學考試成為社會性表述
2. 作文題遭遇揭示的時代思想
章太炎、劉師培與清代學術史研究
1. 以三百年論學術
2. 道成“新學”與清代學術
3. 人物取舍與經史視角
陳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學”
1. “不古不今之學”的既存解釋
2. “不古不今”的古典與今典
3. 中西體用與“咸同”、“同光”
4. 法後王而不道久遠之事
5. 結語
事不孤起,必有其鄰︰蒙文通先生與思想史的社會視角
1. 內篇︰時代精神和學脈淵源
2. 外篇︰前後左右則史無定向
 

把近代中國稱作“過渡時代”,曾是梁啟超十分愛說的話,他特別強調那是一個希望與危險並存的時段。清末民初之際,至少到新文化運動之前,影響最大的中國人或非梁啟超莫屬。他的很多見解,不論“正確”與否,現在都還有著生命力。中國的近代真是一個“過渡時代”,其過渡狀態恐怕到現在都仍在延續之中;而且是全方位的“過渡”,從政治到社會,生活到心態,思想到學術,無不見證著並反映出某種半新半舊、亦新亦舊的狀態,多元多歧,而又互滲互動。用梁啟超的話說,“過渡相”的特點,就是“互起互伏,波波相續”。後現代學人所樂道的“混成”(hybridization),在近代中國表現得特別充分。

那的確是個特殊的時代。從時空角度看,在近代中國這一界域之中,產生了很多此前和此外很少見到的現象。這些特異之處有著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了眾多中外史家的目光,也使多少史家困惑。不過,迄今為止,我們對近代中國的考察分析似乎仍著重在與過去特別是外國相近趨同之處,很多往昔和異地少見的面相,尚未得到關注,還等待著研究者更深人的挖掘,並將此絢麗多姿的奇景揭示出來,展現給對歷史充滿興趣的讀者,包括非專業讀者。

本書原擬書名有二,其另一書名是“士人與學人︰近代讀書人的兩個面相”。當時頗不能決,後商之于吾友潘振平。振平兄以為還是現存書名更合適,蓋所謂士人、學人、面相等,一般讀者或易生困惑。他是資深出版人,我相信他的判斷。序言大體寫成後,因文中關鍵詞的翻譯,請教吾友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他認為文中所用讀書人、士人和學人這些分類,特別是其間之異同的辨析,不論用什麼英文字詞,都和英文既存中國史論著的用法有些不同,或生誤解。後來又經過一次面談,感覺即使中文詞匯本身,也需有所說明。在此先向二位致謝,並作簡單說明如下。

本書所說的“讀書人”,略同于今日一般史學論著中所說的“知識分子”。我之所以盡量不用“知識分子”,一是因為這在近代中國是一個後出的外來詞,在本文討論的時段里,至少前一段時間,這個詞匯本身尚未出現,那些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人自己並無這樣的身份認同,有些可能也不一定接受這個認同。二是中文世界里過去和現在都有不少人是從字面意義理解和使用外來詞的,把intellectuals(或其他西文里相應的詞)譯作“知識分子”可能有些誤導,至少在用干指稱中國讀書人方面。原因是︰

在中國傳統之中,“讀書”是一種具有特定涵義的行為方式,而不僅是一種直觀意義的閱讀書籍或與技術性或技能性學習相關的行為;它更可能是強調一種不那麼功利、目的性不那麼具體的超技能的持續學習(所以為官者需要聘請專業化的師爺),一種追求和探尋無用之用的努力,以提高人的自主能力,至少可以改變經濟對人的支配性影響(參見孟子所說的“恆產”與“恆心”的關系)。這個問題較大,我會另文專論。但有一點很明確,以前讀書人所“讀”之“書”,與後來日益專業化的“知識”,恰較少關聯;換言之,“知識”,尤其專業化的知識,不是他們學習的主要目標。在近代這一過渡時代,這樣的狀態雖有斷裂,仍在延續。因此,用“知識”來界定這一群體,可能產生某種程度的誤導,或者還是“讀書人”更能傳達其原初的涵義。

當初所以擬出那一棄而未用之書名,就是感覺其中的意思可以反映本書所處理的菁英與邊緣讀書人在過渡時代中的一種共同意態,即始終徘徊于讀書治學和社會責任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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