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左與右︰激進政治的未來

解構、重構與超越（譯者序言一）
能否建構一個安全能動的社會？（譯者序言二）
前言
導論
全球化、傳統、不確定性
社會主義、保守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
激進政治的框架
尾聲︰力量問題
第一章 包含激進主義的保守主義
老保守主義
保守主義，各種保守主義
保守主義與新自由主義
保守主義與社會變遷
保守主義與傳統概念
第二章 退出激進主義的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與歷史問題
社會主義與民主
革命的社會主義
控制模式的局限
社會主義與福利國家
第三章 當代的社會革命
簡單現代化和反思現代化
結構的影響
生活政治的到來
社會變化與積極信任的作用
人為不確定性和全球風險環境
第四章 兩種民主化理論
民主的普及
一個可供選擇的觀點
參與、代表和對話
民主是什麼？
對話民主政治
民主與團結問題
民主、不平等和權力
第五章 福利國家的矛盾
福利國家的結構性來源
福利問題︰工作和階級
下層階級的問題
福利的未來︰初步的定位
第六章 能動性政治和積極的福利
福利制度和人為不確定性
全球貧困提供的論據
一種可供選擇的發展
鑽石結構
第七章 積極福利、貧困和生活的價值
工作、生產主義、生產率
從福利國家到積極福利
後匱乏社會中的福利
階級劃分和社會沖突
富人反對窮人？一個能動性的平等模式
第八章 現代性的負面︰生態問題和生活政治
考慮一下自然
自然︰生存之地與共存之物
繁殖問題
後果嚴重的風險的秩序
環境、人格
結論
第九章 政治理論與暴力問題
國家與和解
男子氣概和戰爭
暴力、族性差別和文化差別
第十章 力量和價值問題
譯名對照表
譯後記
再版後記

解構、重構與超越

現任倫敦經濟政治學院院長的吉登斯教授，是目前西方學術界最耀眼的明星之一。隨著英國左翼政黨（工黨）領袖布萊爾上台執政、社民黨紛紛走上歐洲政治舞台，作為左翼學者的吉登斯，其理論研究進入了一個更加活躍的時期。除了大量發表的專著以外，吉登斯還在諸如《新政治家》等刊物上頻頻撰文（《處于舞台中心的中左翼》，1997年5月；《左派癱瘓之後》，1998年5月），針對全球化背景下的歐洲左翼在政治理論、政治綱領、政治策略等各個方面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獨到的見解，被人們稱為布萊爾和英國工黨的精神領袖。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超越左與右》就是吉登斯近期思想的一個系統論述。

一 左派、右派及其超越

吉登斯在對保守主義的各種形態和歐洲社會主義的發展歷程進行回顧和分析的基礎上，試圖說明保守主義在它自己的演進中已經走向了反面，而向來以激進主義面目出現的社會主義卻走向了只注重社會福利的保守主義。吉登斯按照保守主義的發展歷史，把保守主義劃分為“老保守主義”、“哲學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勾畫了保守主義從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和封建傳統，反對新生的資本主義，一直發展到激進的“新右派”，即走向保守主義的反而的思想歷程。同時吉登斯也研究了社會主義從一種社會革命理論發展為它的保守形式“市場社會主義”的歷程。他于是得出結論說，左和右的說法已經失去了意義，用吉登斯的話說，“已經變得激進的保守主義遭遇到已經變得保守的社會主義”，因此，“在今天的社會條件下，已經不存在右派和左派的陳詞濫調”。

吉登蒼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政黨政治現象︰左和右，激進與保守，由于其本身的片面性，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們各自的反面。歐洲如此，其他國家也不例外。作為一個政黨政治方面的詞匯，“左”也好，“右”也罷，當我們使用這些詞匯時，我們實際上是假定了一個沒有說出來的前提，即有一個沒有說出來的歷史中心。在中心的這一邊，人們稱之為“左”；在中心的另一邊，人們稱之為“右”，在一個特定的革命時期，這種左右之分就會極其明顯地表現出來，否則就談不上革命。量革命是特定時期的工作任務——革命時期，革命政黨的任務是試圖從社會的邊緣進入社會的中心——不可能是永恆的工作中心。因此，一個政黨或組織，尤其是執政黨，其工作中心就不能總是偏離歷史的中心。所謂“越左越革命”，“寧左勿右”，只是極端革命時期的“矯枉過正”，不可能成為永恆的工作中心。當一個政黨或組織從邊緣進入中心以後，任何一方的偏執都是不利的。立場變了，立足點變了，看問題的方式也一定會跟著改變。中國改革開放以前和以後的情況變化正好說明了這一點。改革開放以前，我們沒有考慮到工作中心轉移的問題，著眼點一直都在左的方面，黨內普遍存有根深蒂固的寧左勿右的心態。現在我們知道，左和右一樣，都是不正確的。這說明我們的著眼點發生了變化，我們真正走到了歷史的中心。當然，並不是原來的左和右不存在了，而是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過去的左派或激進派（如果他依然堅持他過去的觀點的話）有可能因為對過去的留戀而對現實不滿，從而變得保守和向右轉，而過去的右派則有可能因為抱怨改革的步子太小而成為左派或激進主義者。歐洲與中國不同，有執政黨和在野黨之分，所以左派和右派往往與兩黨之爭有關。為了在競選中獲勝，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需要盡量向歷史的中心選拔，以便取得選民的支持。

雖然東西方在左與右問題上有上述的不同和變化，但是，左右之爭並不是短期內可以消失的。因為歷史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它的真理並不是裝在某個人口袋里隨時可以拿出來的東西，所以，左右偏離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更重要的是，既然有不同的政黨，那麼，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黨派之爭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左右之爭並不像吉登斯所說的那樣，會成為陳詞濫調，況且“陳詞濫調”也是會有人重復的。實際上，吉登斯本人的所謂“超越”也是不徹底的，他在本書中提出的“重構激進政治的六點框架”，實際上依然是歐洲新左翼的政治綱領。只不過如吉登斯所說，他“這里所說的不是原來意義上的激進主義，而是認識到哲學保守主義堅持的連續性的重要性而變得溫和了的激進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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