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日︰楚謂之“（木壽）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日︰“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余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日其善志，又日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
左丘明受經于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看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日”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于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日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日及之類是也。三日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訓，諸所諱闢，“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日盡而不污，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日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或日︰“《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日︰“《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于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轂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于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日‘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日‘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或日︰“《春秋》之作，《左傳》及《轂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乏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雲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闢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終于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日︰“異乎余所聞。仲尼日︰‘文王既沒，文不在滋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
日︰“然則《春秋》何始于魯隱公？”答日︰“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日︰’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闢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雲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