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新史學80年︰從“南洋研究”到“華人研究”(1930—2009)

為馬新史學立言——序廖文輝《馬新史學80年》
序
自序
第一章 馬新“南洋研究”的曙光——“南洋研究”濫觴期述略（1930—1941）
第一節 馬新南洋研究的淵源、範疇、意義和定位
一、中國載籍中的東南亞史料述略
二、馬新南洋研究和中國的學術淵源
三、馬新南洋研究釋義、範疇、意義和定位
第二節 1930年代馬新南洋研究觀
一、1930年代以前的南洋研究
二、馬新南洋研究的動機
三、馬新南洋研究的具體推動和研究方法
第三節 1930年至戰前馬新南洋研究的概況
一、1930年代的報刊與南洋研究
（一）報人的推動
（二）報章特刊、副刊和雜志
二、南來的學人與南洋研究
（一）1930年代南洋研究的學人
（二）書局
（三）紀念委員會
（四）南洋學會和《南洋學報》
（五）與英文學界的交流
（六）其他語文著述的譯介
第二章 戰時和戰後的“南洋研究”（1941—1969）
第一節 戰時的南洋研究（1941—1945）
第二節 戰後初期的南洋研究——開創期述略（1945—1955）
一、南洋學會、南洋書局和期刊雜志的出版
二、專著的出版
三、南洋研究書寫模式的轉變
四、中英學界的持續交流
第三節 南洋大學歷史系的設立及其對馬新史研究的貢獻
一、南大歷史系概況
二、南大歷史系校友和老師的著述概況
三、南大歷史系的出版品及其學術活動概況
四、南大歷史系的相關地位和貢獻
第四節 戰後南洋研究的發展趨勢
一、南洋研究的本土化——歷史意識的轉移
（一）兩代學人對史學研究方向的建構
（二）報章期刊雜志發刊詞中南洋研究和華人研究的建構略論
（三）馬新華文源流史學研究中歷史意識的轉移現象
二、史學研究朝專業化邁進
（一）期刊雜志的蓬勃出版
（二）學術團體的成立和特刊的出版
第五節 史話式的書寫
一、馬新史話書寫概論
二、史話式體裁與中國學術淵源及其流變
三、民間學人概述
第三章 “華人研究”時期（1970—2009）
第一節 華人研究時期述略
一、轉型期——南洋研究逐漸被淡化（1970—1980）
二、華人研究時期（1981—2009）
（一）大專院校中文系和研究機構
（二）期刊雜志的出版
（三）文物館和地方志
（四）眾聲喧嘩的世紀交替
第二節 華人研究時期的學術發展趨勢
一、南洋研究環節的丟失——華人研究時期的研究視野
二、史學功能不彰——中文系和社會學科的學人成為華人研究的雙主軸
三、資料整理和專著出版有待加強
第三節 史料、方法、理論——談馬新中文源流華人研究主體的建立
一、史料本土化的確立
二、研究方法:采用多學科綜合性的方法
三、理論:方法學意義上的理論建構
四、華人研究主體可行性的討論
第四章 馬新學人及其研究概論
第一節 南洋研究的先驅——劉土木
第二節 許雲樵的學術貢獻和成就
第三節 張禮千、姚楠與南洋研究
第四節 土生南洋研究學者陳育崧和南洋研究先行者葉華芬
第五節 中國貿易陶瓷專家——韓槐輩
第六節 縱論戰後之學人（1945—1969）
結論:80年來馬新華文源流史學發展的脈絡和特色
附錄:南大歷史系任教老師著述一覽表
參考文獻
後記

1932年1月3日《星洲日報》特別開闢《南洋研究》專欄，一般被視為馬新南洋研究的濫觴。當時一名署名“記者”的作者撰寫《為什麼要研究南洋》，涵括了政治、經濟與文化三個目的。文中強調要讓南洋政治成為新中國建設的借鏡；其次，通過研究南洋的經濟狀況，與歐日學者分庭抗禮；另外，理解南洋的過去與現時狀態，可溝通中南文化，促進民族間的和解。南來學人與重要南洋研究學者之一許雲樵，也曾多次為文陳述南洋研究的重要意義，如在《怎樣研究南洋史地》、《50年來的南洋研究》中，皆把南洋研究視為史學傳統，並以史地研究作為南洋研究的代表。

在當時的情境脈絡底下，“南洋研究”確實背負著多重的任務‧例如反殖、溝通中國與南洋文化，以及後來建立馬來亞的歷史文化系統等。80年後的今日，當華人研究成為區域研究的重要一環時，為什麼我們要研究“南洋研究”呢？重新開啟對南洋研究的歷史想象究竟意味著什麼？

如許多歷史研究者所同意，歷史學者總是在過去找尋意義和模式。“南洋研究”作為一種知識形武，或許可以不只限于傳統的追溯與學人典範的追求，它所開展的“知識空間”，有助于我們了解早期歷史與文化知識的生產，特別是如何提供一套認識“周邊文化”的知識、馬來亞、新加坡、泰國、越南等地，在“南洋”這個空間底下凝聚彼此之間的認同，並進行文化間的溝通與理解。當時南洋研究的歷史觀，以地理空間為標志，提供了一種多元參照的歷史與文化系統，而這種“解中心”與“多元交叉”的歷史文化觀念，似乎在今日重新獲得青昧，尤其是在“中心一邊緣”模式漸漸失去它的解釋力後，不少歷史學者試圖通過“周邊”來反觀自我，試圖從歷史、語言、文化、風俗等，建立想象的文化共同體，例如今日學界嘗試以漢字歷史淵源形成的“漢字文化圈”或以異質華語為主體的“華語語系”，藉以考究彼此的同與不同．其背後卻是以尊重差異與混雜作為最高原則。所以每每讀及諸位先輩們南洋研究成果，思及他們對馬新周邊文化的親切，相比後來傾向從族群關系探究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仿佛遺落了萬花筒般的文化視野。

明顯的，從“南洋”的“區域”概念到“華人”的“族群”概念，早期南洋研究所突顯的文化多樣性的特征減弱了。這乃是有跡可尋的，尤其在馬來亞獨立以及馬新分家後，馬新華人需要對應各別龐大的國家體系，並思及如何在國家位置中確立華人的主體性以及族群身份，那不再是以地理範疇所規定的“南洋”，而是由政治切割出來的族群邊界。華人是什麼？華人的身份如何認定？華人的文化與身份認同如何，華社的建構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倏然成為華人研究上迫切需要尋找解答的問題。

不過“南洋研究”與“華人研究”並非是完全割裂或互不相干，當中也不是一個舊傳統與新傳統的意義，反之，它們是一個演化的連續體，可以互為依存，可又各自獨立，倘若把它們視為兩種不同的研究途徑與知識生產與建構或更為恰當。知識的建構需要一套生產的機制，強而有力的研究與知識社群是一個重要的條件，而這個知識社群的歷史與文化觀念，以及他們的知識資源，將影響他們所生產出來的“知識”，今日我們所理解的“歷史知識”。例如著名歷史學家卡耳（Edward Hallett Carr）與觀念思想史家艾薩克‧柏林（Isaiah Berlin）．都是通過研究俄國作家與思想家，進而提出歷史研究的種種問題，如歷史的規律，或主觀性與客觀性的問題。回到“南洋研究”與“南洋研究學人”，如上述所言，如果南洋研究是一種知識形態，經由對二者的理解，我們可以提出什麼問題，或解釋怎樣的問題？如何通過他們的研究對象，找出他們背後所持的知識、歷史或文化觀念，或可從中把握到“南洋研究”的當代價值，也許不僅限于所謂的南洋知識，而可以深入至學人的知識視野，如何相互配合而形成知識共同圈或鏈條。

這當然只是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無法對此書作如此的苛求，畢竟研究有其主觀意向，文輝關心的是我們有沒有史學傳統這回事，這仍是很重要的議題；文輝對南洋學人的知識系統與資源論述雖有著墨，卻較少從生產脈絡中考察，實可理解。然我所疑惑的是，南洋研究知識社群的知識特色多元，是否可將他們都劃入中國史學統稱的乾嘉學派，也許仍有商榷之地。以劉士木為例，他留學日本，受日本歷史與社會研究方法的影響，與其說是傳統式的“考證”，或許更接近西方的調查研究的“實證“方法。

縱然如此，這本書實提供與整理了許多詳盡的材料‧同時也打開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南來學人的“南洋視野”。通過對南洋研究學人的傳記武記教，讀者可以體會壓在南洋研究背後對“南洋世界”的濃郁情感，也為後來發展的華人研究找到一個演變的歷史前源。華人研究如何生產與南洋研究者不一樣的知識形態，我想是有趣的問題，除了大致說明生產了“什麼”，“如何”生產也是未來可以拓展的比較課題。

文輝曾坦言，出版此書之後，將暫且離開南洋研究，轉向書寫“國史”，那是更大的一項書寫工程，期待他下一本書。是為序。

魏月岸
完稿于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