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現代化的政治》的再版給了我一個對書中個別問題所提質疑予以回應的機會。當然,我們面前這部曾引發相當討論和爭議的作品,並未視為一部論證嚴密的作品,而是求得更嚴謹研究成果這個終極過程中的一步。故此,有必要來修正其概念中的一些瑕疵。接下來的,將是對質疑者所言的松散分析框架問題予以更為精確的分析性闡釋。在這些闡釋中,將包含現代化這個術語的使用情況、模式的分析現狀——尤其是演繹類型還是理想類型的區分,最後還有獨立變量的模糊問題。我將逐一予以簡析。

書中使用的“現代化”這個概念,其含義相當簡明。通過“現代化”這個概念,我意指的是,在工業化中功能性地連接和組織起來的角色,擴展于工業基礎設施匱乏的體系中。據此,我們可以通過評估現代化進程中角色的擴增來比較不同社會的現代化程度。其任務就是評價因缺乏(角色)整合而引發的政治問題。對這種缺乏整合所致的政治和行政後果的描述,使我未能突出這個中心點。我意欲描述的東西反而以界定性的、精確性的面貌出現。這至少可以答復部分質疑了吧。

第二個質疑是模式的分析狀態。該疑問並非來自于不正確的概念化,而是來自于模式的解釋和應用之間的差異。書中所列舉的類型導源于建立在規範、結構和行為維度之上的廣義選擇理論,是假設性的。最初的兩個變量,即規範、結構變量,是獨立變量;行為變量是依附變量。這些規範和結構變量,被適用于包含政治選擇及由此決定的可能的政治行為邊界的政治體系中。讀者這下可能就清楚了,我們並非是在通常意義上對待一種理想類型,換言之,我們是經驗地建基于從具體的單位樣本中概括出來的一般性特征之上。然而,書中所言的分析模式是以一種理想類型的方式應用的。把真實的體系(或具體的單元)與這些模型相比較,就可以此來辨析被經驗性地查證的體系趨向的假設。

這些一般性的公式化表述,不應與直接應用于比較中的這組獨立變量和依附變量相混同。雖然我們的最終問題關注的是選擇理論背景下政治體系所決定的行為,但問題仍然是︰政治體系如何變遷?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一組與之不同且更具操作性的獨立變量和依附變量。這里姑且不進入哲學和經驗性問題領域,我只是簡言之︰是強制和信息之間的關系影響著政治體系類型的變遷。如果我是在今天寫作本書的話,強制一信息假設將在分析中佔據中心位置。我將重新構建政治體系,以便于強制和信息成為獨立變量、結構變量成為干預變量、行為變量成為依附變量。

與“現代化的政治”課題組同事的商討一如與這里和國外大學同行那樣,讓我受益匪淺。商討的結果,使我的一些觀點已經有了實質性變更,對此,我將在下一部著作-《一種政治結構理論》——中更充分地予以探討。
 

目錄

譯序
前言
序言
第一章 邁向一種現代化的理論
作為選擇的現代性
選擇的意義
規範方法
結構方法
行為方法
政體的選擇
世俗—自由主義模式
神聖—集體主義模式
模式的比較
子類型
結構動力學
結論
第二章 現代化諸特征
創新的不同源泉
作為一種現代化力量的殖民主義
傳統主義與發展
作為現代化指針的角色
角色的管理
發展、現代化和工業化的共同特性
角色群和增長指標
平等的特殊難題
平等與知識分子的角色
青年與知識分子
第三章 分析傳統
傳統主義和價值的類型
某些例證
第四章 分層模式的變化
政治類型和角色關聯
精英主導的現代化
教育和精英的政治社會化
作為現代化角色原型的職業
第五章 創新、專業精神和職業的形成
職業組織
精英的功能重要性
重要精英間的競爭
角色的某些規範導向
職業及其現代化後果
第六章 作為現代化工具的政黨
政黨的定義
現代化沖擊
政黨和中介性政治角色
反對黨的角色
一種政黨發展的形態學
政治聯盟
政治運動
代議政黨
團結型政黨
政黨和政府
其他政治團體
政黨和權威
第七章 政府的要件
政府的邊界
政府變遷分析
變遷的可行性和功能性分析
政府的功能性要件
政府的附屬功能
政府的結構性要件
附屬性結構
兩個假定的案例
權威類型和價值
現代化的步伐
第八章 政治價值的形成
合法性的行為起源
目的性價值的宗教基礎
行為、價值觀和權威之間的關系
權威的團結面向
權威的認同面向
神權政體中的權威面向
調和型系統中的政治宗教
動員系統中的政治宗教
對政治宗教特征的概述
政治宗教的儀式化
結論
第九章 現代化社會中的意識形態
對意識形態的一個定義
意識形態是如何形成的
角色和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如何變得有效
意識形態變遷與作為政治亞文化的青年
工業社會中的科學和意識形態
異化與科學意識形態
結論
第十章 作為現代化原型的動員系統
動員系統和國家建構
動員系統的衰落
效率評估
結論
第十一章 動員系統的各種替代形式
調和型系統的發展過程
現代化的獨裁政體的發展過程
軍事寡頭政體
新重商主義社會
結論
第十二章 民主社會的未來
新科學精英的角色
合法性和科學意識形態
通往民主制度的一些障礙
向政治民主轉型
結論
圖表索引
 

“我們罪有應得,非得搞現代化不可了”,一位墨西哥詩人如是說。阿普特則稱現代化是現時代人肩上的巨石︰“無論它將走向何方,追求現代化的斗爭成了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意義。”的確,雖然人們對于“現代性的本質”、“什麼是現代化”等問題依然莫衷一是,“現代化”一詞依然深深地刻在了每個社會、尤其是所謂後發國家的進步界碑上,成為數代普通人模糊的渴望,更是政治精英義無反顧的宣誓和奉獻……

或許不能說,“現代化問題”只是對後發國家的考驗。細數那些現代化的先行者的歷史行跡——城市化、工業化、資本主義、殖民主義……,每一步都能听到哀怨的回蕩。只不過先發優勢賦予了他們更多的從容,可以慢慢咀嚼其間的酸楚,同樣也“從容”地將現代化的魔力展示在後來者面前,激發出後者前所未有的緊迫感和壓力。在新興國家、後發國家那里,“現代化”甚至就是生死攸關所在。

此種宏大歷史運動所激發出的“現代化理論”的復雜狀態此處難于詳述。正如阿普特所言︰面對現代化這樣一種紛繁多姿的現象,任何理論似乎都有些力不從心。盡管如此,阿普特依然勇敢走入了這一段略顯冒失卻又不無意義的嘗試︰建構理論、檢驗理論,理解那些正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及其政治領袖們。

在阿普特看來,現代性首先意味人類生活復雜性的增加,這種復雜性的體現是空前的角色分化。“現代化問題”的關鍵恰是協調與整合多重多樣的角色。現代性也意味著選擇。此時,現代人從古典的蒙昧與宿命論中掙脫,(至少自認為)能夠解釋世界、操縱自然,從而有意識地選擇改造自己的生活與未來。政治制度正是一種集體進行選擇的機制,也限定著個體選擇的空間。所有這些都暗示著現代化過程中理性的登場︰工具理性與目的理性。

阿普特相信,社會科學本質上無法脫離道德術語的約束,不僅僅是基于種種行為事實而進行的膚淺歸納和刻板推理,更要觸及對行為意義的理解。就。作為選擇的現代性”而言,選擇不僅是方法論問題,也是道德問題。個人的選擇反映了他的道德人格,政府的選擇構成了社會的道德目標。因此,對現代化中的社會的理解,勢必要融合三個層面的方法︰結構的(關注孕育現代化的種種制度——選擇的限制條件);行為的(現代化中社會人們的行為動機與態度);規範的(社會的道德倫理取向、政府的合法性原則)。這三種方法的融合創造了確定政府模式的兩個主要標準︰政治結構的等級化程度與價值類型。依據這一標準分類,世俗一自由主義模式和神聖一集體主義模式構成r現代化中社會兩種基本的政體類型,並由此衍生出動員系統(目的價值加等級制的權威決策結構)、調和型系統(工具價值附上金字塔式權威結構)、新重商主義社會、現代化獨裁(工具價值與等級制決策結構的融合)等次級系統類型。

接下來的數章,以那些新獨立的國家(加納、烏干達、尼日利亞等)為經驗材料,借助那些被認為在現代化中至關重要的角色類型(政黨、軍隊、公務員),還有政治的規範層面(政治價值、意識形態、政治宗教),阿普特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幅各政治系統內在結構與特征的宏大畫面。阿普特告訴我們︰世俗一自由主義政體模式的最大問題是權威不易建立,故而許多選擇代議制政體的新國家往往在獨立後不久就分崩離析。這種分中求合的模式未必適用于新獨立的、正謀求發展的國家。相反,以社會動員為特征的社會卻能夠使人民廣泛而且積極認同現代化的發展目標,積極參與政治生活。更進一步地說︰新重商主義社會在現代化早期是最有利于國家鞏固的政體形式;動員體制是那些正從現代化走向工業化國家的最佳選擇;對于發展成熟而高度復雜的工業國而言,調和型系統則極為理想。那些“選擇”動員系統的社會切莫急于據此心安理得。阿普特也告訴了人們,動員系統到最後會因為過多依賴“強制”,缺少足夠的信息,從而走向衰落和僵化,犬儒主義、機會主義充斥生活。現代化不會將勝利花環一勞永逸地交付于誰,一切都是過程,危機與挑戰源源不絕。

其實很難用寥寥數語就能勾勒出這部雄心勃勃而視野宏大的著作。模式、社會分層、角色……書中重重疊疊的概念術語就不時會讓人頭暈目眩。人們會給予該書最無爭議的評價興許是︰同亨廷頓一樣,他注意到了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所形成的困境,進而注意到了每個國家的特殊國情以及作出相應特殊選擇的必要性。但是,還有更多嗎?

現代化的理論家們可以從經濟、文化、社會結構等多重角度去界定現代化的內涵,“現代化的政治”並未直接指向現代化的政治面向,其核心旨趣也正是該著作的特別之處︰重新確立政治的位置,將之作為一種獨立的變量。這不免讓人聯想到多年後“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要將“政治”帶回政治學研究的急切,也隱約可以感受︰在那個學者們熱衷于尋求決定政治的經濟社會因素的時代,阿普特視野的稀缺與可貴。不同政黨形態的組織、意識形態特征從而造就的政治發展差異在該著作中被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在政治作為獨立變量的同時,將政黨立于更深層的結構變量,比照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建設進程,無疑具有深刻的學術洞察力。

人們至今為政治學能否成為一門科學爭論不休。價值中立從而走向科學分析,在許多人看來依然是政治學研究成長的不二法門。政治科學的發展似乎越來越遠離哲學、倫理學的規範性探討。阿普特則強調,現代化的研究勢必回到第一原理的求索,道德指引、推動著科學更好服務于人對幸福的追求。政府不僅是社會沖突的調控者,更是盡可能地為政治群體供給種種滿足感的責任主體。這些敘述將阿普特與西方政治學久遠的傳統——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聯結在了一起。阿普特感慨同時代的哲學退化為語言學,使社會科學陷入了哲學上的困惑和無助境地。即使是在政治科學化蔚為大觀的現在,回味一下他的哀嘆,恐怕也並非無聊之舉。畢竟,科學的價值維度是科學更高的存在意義,是其不至淪為純粹工具的一座堡壘,是更清晰地澄清人的滿足感內涵,賦予政治社會選擇更完整理性的保證。

“西方中心主義”幾乎成了一種學術批判的陳詞濫調。阿普特所認定的現代化社會的終極理想政治形態——世俗一自由主義模式,的確可以轉化為另一個更為人熟知的名詞——西方代議民主制。現代化理論甚至西方的其他“社會科學”自始就面對著類似的譏諷。姑且不論現代化理論自身的粗疏與不足,問題在于,我們能否無視西方的歷史經驗和成果而直奔所謂“特色”。公允地說,所有後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不論經濟或政治的價值觀、制度形態,都不過是對西方某種形式的模仿,更不用說那些得心應手的現代技術工具與手段。如果能夠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心態去審視不同的經驗及這些歷史經驗孕育的理論視野,與自身傳統的接續,模式、特殊性也才有充沛的生命活力。在這一點上,已故羅榮渠先生曾提出的“現代化一元多線論”晨現著智識的誠懇與清明。

值得注意的是,阿普特用了整整一章去展望他身處的“民主社會”的未來,他尖銳地指出西方自由民主制內在的危險,沒有不著邊際的溢美和驕傲,憂慮與困惑穿行其間。科學被意識形態化、虛無主義盛行、人的異化、政治冷漠……這些景觀在現代化中的社會並不罕見,或許這也是現代社會共同的命運。在某種意義上,學者的良知可以用是否直面本社會的真問題而論定。並不是簡單的非西方甚至反西方的立場,就算學術的客觀和中立。

大書往往也意味著大遺憾。人們不難發現一本近半個世紀以前著作的種種缺憾。例如將價值類型與權威結構融合所得出各種政治系統分類略顯呆板,書中不斷呈現的各種二元對立似乎未脫出“民主主義&極權主義”範式的窠臼,白魯恂曾就此發出疑問︰難道極權主義政權不會致力于平等嗎?難道民主社會就沒有自己的“烏托邦”,不能容忍那些神聖的價值嗎?世俗一自由主義模型就沒有對計劃的高揚嗎?阿普特將現代性界定為選擇與理性,但這一定義略顯空泛。人們可以問︰既然要衡量政治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的影響,政治現代化與其他層面的現代化聯系區別何在?未作這樣的細分,資源稟賦、國際環境、經濟條件等影響著現代化的重要變量都就此缺席了,以至于我們難以更公正地衡量與接納阿普特的判斷……

要一本著作去承載現代化這樣的大議題未免失之嚴苛。對此,阿普特教授顯然早有清醒的心理預備︰“一些理論就像過眼雲煙一般。這樣說,並非是故作謙遜低調,只是想表明,如現代化這樣有趣的主題,對于任何理論而言都太復雜了,從而很難保持長久的適用性。在社會科學的發展中,這一階段的產品必須是可犧牲的。現在所做的貢獻只能被視為通向更科學化的理論和更有效的研究程序的墊腳石。”從開始到現在,人們都不斷質疑、檢驗、修正、反駁書中的理論與方法。但阿普特所提出的那些重要問題依然無法回避,那諸多關于現代化的明徹洞見依然發人深省。

寒(日者)幾個輪回,翻譯的個中甘苦,非親歷其事難于體會,讓我們對既有的學術翻譯多了幾分理解,對自己的成品更不敢妄生自信。我們只能懷著忐忑不安,將其作為對2010年過世的阿普特教授深切的告慰,對“現代化”微不足道的奉獻。

太多的人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時間與心力。賴海榕教授自始至終關心著翻譯進程,他寬容了我們的一再拖沓,給予了不可悉數的支持與幫助。中央編譯出版社杜永明編輯對譯文仔細的審校,挽救了我們許多“不可原諒”的粗疏草率。譯本若有可觀之處,必須向他們及其他提供幫助的朋友致以誠摯的感謝。

譯本是我與鄭維偉博士合作的產物︰李劍(導言,第一章至第六章);鄭維偉(天津市委黨校哲學教研部,第七章至第十二章)。翻譯的問題責任自然由我們承擔。

李劍
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
2011年3月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1. 新書
    87
    $256